1956年冬，建成后的淀粉厂。
与此同时，它也曾深深地影响过所在城市的历史与现实。
从1953年选址建厂到如今改造搬迁，厂城相依，一路走过了60多年——
悄悄地，它停产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制药集团这座72米高的玉米机械化仓库工作塔，曾是石家庄乃至全省最高的现代化建筑，它不仅见证了华药的变迁，也经历了石家庄这座城市的发展。
如今，站在塔底望向塔尖，它的身姿依然雄伟。几十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直到最近才突然发现，它正在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华药”，这个共和国的“医药长子”，亲身经历了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也直面了一座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搬迁改造的艰难抉择。
“改变命运”的清晨
1953年8月29日，清晨6时。
河北省，石家庄。
26岁的山东荣成人刘太元和同事黄克纮工程师一道，从当时的“城市地标”大石桥附近的一间旅社出发，自西沿沧石公路（今中山路附近）一路东行。
路旁只有两排稀疏低矮的店铺，仅有的一栋楼房是路北原石家庄日报社的两层小楼，再往远看，就尽是茂密的玉米地、棉花地。快到北宋村西时，他们转而往北，穿过望不尽的农田，走到现在和平路附近的位置，登上一处高高的土丘。向西望去，国棉一厂的建筑工地正热火朝天，北面不远是石德铁路，东面是一块洼地。望着脚下平坦、开阔而肥沃的土地，他们认定这里“很好很合适”。
2014年8月20日，当离休后随子女移居深圳的华药原经济师刘太元坐在家中，为记者追述起61年前那个夏日的清晨，87岁高龄老人的感慨万千——那个清早他驻足的那片土地，就是后来华药的厂址所在。而那一天的“探索之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不仅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毕生遭际。
1953年4月21日，当时任山东新华药厂生产科科员的刘太元随同该厂厂长袁荣被抽调到轻工业部参加抗生素厂筹建工作。同时抽调的共8人。按照要求，他们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再去北京报到。
当年6月1日，刘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调入刚成立的筹备处厂址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为由苏联援建的抗生素厂、淀粉厂选择厂址，并收集汇编基础资料。
“我们首先想到了首都北京。”刘太元说。但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建厂有严格限制，因而被迫放弃。同时，上海、大连、沈阳、青岛等原有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也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要考虑防空因素的缘故，被直接排除了。
于是，更大规模的筛选开始了。
抗生素厂和淀粉厂对厂址有一系列要求：要有丰富优质的水源，有足够的电力、蒸汽供应，接近原料（主要是玉米）产地，要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需要一定的地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工业配套能力。
“那时候就是到处跑资料啊，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真是大开眼界了！”刘太元感慨道。
在一系列调研的基础上，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太原、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等厂址候选地被提出来了。
“石家庄地处华北粮仓，地下水资源丰富，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为关键的是，它在候选城市中距首都最近，科技交流和咨询都很方便。”就这样，建城历史最短、最不起眼但综合条件最好的石家庄，成为了首选方案。
1953年6月23日，由刘太元等5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石家庄选址。他们取得了石家庄建设局等相关各局委的大力支持，做了许多调研。
作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当时的城市重心在桥西，因而起初确定的两处厂址一处在桥西、一处在城市西北的柳辛庄，但综合考虑到交通运输、地形等因素，这两处厂址又都不够理想。
直到1953年8月29日的那个清晨，决定“自己去桥东看看”的黄克纮和刘太元来到开头提到的那片广阔的庄稼地，传统意义上属于郊区的桥东这片地带，终于被纳入考虑范围了。
一波三折的选址
对在远离市区的桥东建厂，当时许多人难以理解，但刘太元他们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离市区不远，交通运输方便，铁路专用线接轨很近。从各方面来看，这里是比较理想的厂址。”
就在厂址即将确定的时候，却“节外生枝”了。
出于对石家庄地面水资源不足的担心，也为了多做方案比较，根据指示，9月份中旬，刘太元一行三人前往邯郸做现场调查。
“那天风很大，刚一出邯郸火车站，呼啸而来的狂风卷着黄沙打到脸上，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了——而抗生素生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一个清洁的环境。”对61年前的那一幕，刘太元至今记忆犹新。他承认，因为那场有些偶然的大风，他们“对邯郸环境的第一印象就有点差了，似乎从心里已经认定这里并不合适建厂”。
大自然在这里开了一个让人有点无可奈何的玩笑。在差不多整整61年后的2014年8月29日，石家庄市环保局发布了南开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关于石家庄市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的解析研究成果，其中，整个制药行业被列为石家庄这座曾以“药都”而自豪、近年来则饱受空气质量困扰的城市的大气颗粒物首位排放行业。
经过调查，刘太元他们发现，邯郸虽有滏阳河通过，但水量不稳定，雨季水量虽然丰沛，枯水季节却不能保证生产用水。另外，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条件，相较石家庄也差一些。
就这样，邯郸与未来的抗生素厂擦肩而过。
1953年10月下旬，出于对石家庄地上水资源不足和原有工业基础薄弱的担心，国家计委再次发来通知：用20天的时间去成都作一次厂址调查，为确定厂址作最后的比较。
当时北京到成都还没有通铁路和民航，由于时间紧迫，筹备处史毓民副主任带领刘太元，选择了一条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路径：直接联系中央军委，乘坐一架小型军用运输机，由北京南苑机场起飞，在重庆落地，然后转乘火车到成都。
四川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盛产玉米。“但因交通不便，山区粮食运不出来，我们到了之后发现，在很多地方的百姓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却在用玉米喂猪。”刘太元的回忆印证了当时蜀地的富庶和交通上的封闭。
成都虽然水资源丰富，但夏季多高温潮湿，不利于抗生素的发酵。更加不利的是，当时宝成铁路尚未修通，交通极为不便，产品难以外运。
刘太元他们从成都回到北京后，厚厚几本厂址调查报告经轻工业部报送国家计委。
1953年11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正式同意在石家庄市东郊建厂。12月中下旬，相关地质勘探组、地下水勘测组进驻石家庄。12月31日，国家计委正式发文批准抗生素厂、淀粉厂、玻璃厂建在石家庄，主要设备由苏联、民主德国供应，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
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开始崛起在华北平原。
这，就是后来的华北制药厂。
举国之力的兴建
接下来的那一天，1954年元旦，在石家庄市政府招待处，上年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刘剑章，在打开刚刚调试好的收音机那一瞬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年献词中，听到了令他心潮澎湃、铭记了整整一个甲子的那句话：“向战斗在141工程（按：即后因项目扩充而改名的156工程）建设一线的同志们致敬！”
如今已86岁的刘剑章，当时在华药筹备处秘书组工作，正随苏联专家第一次来到石家庄，调查工业区地下水情况并进行钻探工作。那部当时还堪称“大件”的收音机，是时任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沈万山，为了方便筹备处工作，特意从家里从来的。
“156工程统共只有三个医药项目，华药就占了两个——淀粉厂和抗生素厂。在那个年代，国家为华药投资了7000余万元，在建厂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无条件支持，用举全国之力形容华药的建厂，一点也不为过。”谈起当年建厂的气魄，后来担任过华药副总工程师的刘剑章难掩激动之情。
“当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都十分关心华药项目的建设，曾表示‘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厂子建好’。毛泽东主席也专门指出，‘你们需要搞得再快一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专门作过厂史调查的华药报社原社长戴泉力说。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抗生素、尤其是青霉素当年对一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由于西方实施的禁运，“1949年，1瓶2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虽然仅重0.12克，却相当于黄金0.9克的价格。1951年，上海第三制药厂建立，年产青霉素几十公斤，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多志愿军伤员因伤口细菌感染化脓而死。如果伤员们能有足够的青霉素，很多人都能快速恢复，甚至起死回生。”
年轻的共和国急需建立自己的抗生素大厂！
1953年6月1日起，就在刘太元、刘剑章他们为抗生素厂选扯马不停蹄奔忙的同时，全国各地陆续从医院和轻工行业选调了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批大中专优秀毕业生，组成了“豪华”的创业人才阵容。河北省方面，则派出了当时的石家庄市市委常委、副市长沈万山领衔担任建厂筹备处主任，并从省内五个地区调集数十位县级干部任中层干部参加筹备工作。
令刘太元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华药的建设速度。1954年,当他完成选址前期工作、再次来到石家庄时，第一批建设的3栋工人宿舍主体框架已拔地而起，为抗生素厂运送原料配套加建的铁路专线上，也已停靠了装满建材的货车车箱。
“淀粉塔相当于现在的20多层楼高，在当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高度。”刘太元回忆，因为高度太高，普通的施工方法已不适用，于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一种全新的施工方法——升模法被应用，这在全国也属首创。谈到这里，老人不禁指指窗外：“那时候的建设，不亚于后来的深圳速度啊。”
1957年7月15日，淀粉厂投产。
1958年3月13日，玻璃厂制造出第一批玻璃小瓶。
1958年6月3日，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线。
“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多久，曾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发酵单位之高感到惊讶，‘老师’转过头来认真地抄我们的生产批报了。”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当时在华药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身见证了华药第一支青霉素诞生的全过程。
1958年底，中国人自己选育出的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XP－58－01在华药研制成功，打破了苏联专家“只有科研单位才能搞育种”的断言和技术垄断，结束了用飞机从苏联空运孢子的历史。
中国由此告别了青霉素严重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
相互改变的城市和工厂
2014年6月3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城区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方案》正式下发。
该搬迁方案显示，华北制药集团搬迁已经接近尾声，华药的10个搬迁改造项目中，已经有7个完成全部搬迁，剩余3个项目将在2017年前全部完成搬迁。
空气中飘浮的药味越来越少。但对很多老石家庄人来说，“还有点舍不得华药”。
毕竟，这是一个曾经在方方面面给这座城市留下深深烙印的企业。
“从某种意义上，华药的落户从空间上改变了石家庄的城市格局，石家庄市区正是从那时起开始迅速向东延伸。”原石家庄市建委总工程师韩群如今已经90岁高龄，这位当年在华药选址工作中曾与刘剑章对接的老人在病榻上说，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石家庄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52年，国家重点工程棉纺联合企业在石家庄开始选址，1953年，“156工程”中的抗生素厂和淀粉厂也确定落户石家庄。
当时的几大项目最终全部选在了桥东，即：四个纺织厂和印染厂沿和平路北自西向东一字排列，华药在最东侧，跨和平路南北，专为其两个项目配套的动力厂（同在156工程之列）则在更北面，由此形成规模较大的新兴工业区。
石家庄也正是由此从重要的交通枢纽、战略重镇和小范围的地区商业中心，一跃而成为新兴工业城市。资料显示：到1957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已达277个，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1.6亿元增加到4.2亿元；人口也由1952年底的19万人（含矿区郊区）增至37万余人，增长了近一倍。
“如果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建设是石家庄近代发展的第一个转折点，‘一五’期间的几家棉纺企业以及华药的落户，就是石家庄腾飞的第二次大转折。可以说，没有这几个大企业，石家庄也不会有今天。”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苟志俊说。
华药为石家庄带来了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很长一段时间里，制药业都是石家庄市的主导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华药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的性质，也使石家庄这个城市，在全国制药行业占有绝对的龙头地位。历史上，石家庄第一制药厂、第二制药厂、第三制药厂、第四制药厂、第五制药厂等若干本地制药企业，都与华药有很深的渊源，其中的部分企业后来成为了以“做好药，为中国”为口号的本地另一家特大型制药企业石家庄制药集团的组成部分。
“一五”期间落户的企业对石家庄城市文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到1958年底，华药职工总数达到5800人，加上四大棉纺厂带来的大量来自天津的产业工人，石家庄的人口结构为之一变。
“华药援建工作人员的三大主要来源是山东新华制药厂、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和上海第三制药厂，加上投产前接收的大批复转军人和就近招收的新工人，我们那时候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和今天的深圳很像。”刘太元这样说。
时至今日，石家庄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普通话而非本地方言为通行口音的省会城市，在这里，数以百万计建设者的后代以普通话为母语——这一点，同样和深圳颇为相似。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石家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城市文化——包容。”苟志俊如此评价。
历史总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当初华药的选址改变了石家庄，如今，它也要为石家庄的发展作出改变。
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华药早年所处的边缘早已成为城市的核心地带，在城市中心发展工业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功能提升不相适应，在城市发展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下，华药的搬迁已是必然。
按照石家庄市政府的规划设想，华药以及长安区的常山纺织、石钢等老工业区骨干企业遗留的研发、实验等专业服务功能，都将集中起来，同时吸引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实验培育基地入驻。而对华药厂区的老建筑，将予以保护，华药厂区的俄式办公楼将被保留下来，建成医药博物馆，“淀粉塔”也将予以保留。
在相伴一个甲子之后，这座工厂将继续以它独特的方式，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