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吨，其中48%为人用抗生素，其余为兽用抗生素。而且，中国东部的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抗生素滥用的顽疾再次引发关注。（6月16日《生命时报》）
唾手可得的抗生素，与危机重重的滥用之祸，越来越成为见怪不怪的公共议题。埃博拉等超级病毒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江河水检测出过量的可疑物质、养殖场里随处可见的“添加物”……一切都指向被滥用的抗生素。
自“二战”扬名立万，抗生素成了拯救全球数亿生命的“超人”。然而，滥用的危害，已成为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仅以滥用带来的病菌耐用性为例：英国研究显示，如果找不到应对耐药菌的办法，到2050年，每年会因此多死亡1000万人，并造成100万亿美元损失。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超过8万人因耐药性死亡。如果目前的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50年，中国将有100万人因此死亡。一句话，药物过度使用，终究无药可医。
抗生素不是洪水猛兽，但滥用的危害，不亚于洪水猛兽。2014年5月，华东理工大学等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今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至11岁在校儿童进行尿液检验，结果显示：近六成儿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滥用之祸，无人能躲。其实，抗生素滥用除了要命，还靡费公共资源。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导致医疗费用增长800亿元，仅超前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全国一年就多花费7亿多元人民币。健康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的医药成本，脆弱的人体免疫机能……都在滥用中遭遇不可逆的伤害。
这些道理，并不新鲜。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面积滥用抗生素在中国成为可能？数据显示，我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也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年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出口3万吨给世界人民，其余18万吨留给自己用（包括医疗与农业使用），人均年消费量138克左右（美国仅13克）。从生产到销售、从流通到使用，作为药品的抗生素，应该有严密的监管与严苛的规则。事实上，为了管好抗生素，当年的卫生部曾出台《基本处方集》等多个规章，要求医疗机构规范使用抗菌药；而按照相关规定，居民个人到药店购买抗生素药物时，需出具医生所开处方……遗憾的是，现实归谬了制度的美好初衷。以下场景早已司空见惯——只要付款，抗生素就跟牛奶面包一样，在医药市场或正规医院随手可得。
生产了天量抗生素，却无非追究使用的去处；滥用事件频频曝光，却又不能追溯违法的源头。处于失控状态的抗生素，不问来路、不管去处，于是，药已成“毒”。滥用的抗生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唯有严控产销环节、管住暴利下有法不依的交易，抗生素才不至于从救世主而异化为妖魔。（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