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邓子新，1957年出生于湖北房县，著名微生物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放线菌遗传学及抗生素生物合成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先后主持30余项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00余篇研究论文。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每一滴水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奔向大海。
邓子新院士的人生，是一个荡气回肠，不断向上的传奇历程。
最初，他是山谷里的一汩清泉，在层层重压之下，执着不屈地冲破石隙，坚强涌出。然后，成长为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虽有乱石阻挡，风雨莫测，仍静默坚忍，一路前行。随之，壮大为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流过宽阔的平原，也闯过险峻的断崖，虽百转千回，却坚定无畏，奔流不息。最终，他汇入汹涌澎湃、辽阔浩瀚的海洋，那是祖国母亲温暖深情的怀抱！
邓子新致力于生物科技的研究和开发，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和奉献情怀，书写着一页页精彩厚重的生物科学传奇。
从山村农家走到世界科学最前沿
邓子新的人生起点，充满了艰辛和困苦。
1957年，他出生在湖北房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兄弟姐妹5个。父母对这个小儿子寄托了最多的希望，指望他长大成才，过上美好的新生活，于是取名为“子新”。
在那个年代，父母要养活5个孩子很不容易，他们每天忙碌劳作，却连一家人基本的口粮都没办法保证，红薯成了家里最主要的食品，以至于邓子新现在看到红薯就发怵。
即便如此，邓子新的父母还是想尽办法，坚持把几个孩子都送去上学。他回忆说，“我读书的时候，连练习本都买不起，作业本都是顶格写，左右那一点点缝隙也舍不得浪费。每学期两块钱的学费，都迟迟无法交上……这样的条件，现在的孩子是无法想象的。但对那时候的我来说，能上学就是幸福的！”
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年幼的邓子新从十多岁开始就上山打柴，他用幼小的身躯，挑着一百多斤茅草，走几十里的山路。假期里，他还经常去县里的砖瓦厂挑砖、运瓦，用每天8毛钱的工钱贴补家用。
1975年，邓子新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是远近闻名的“工分大王”。但邓子新从没有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他的心里已经打开了一扇窗，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憧憬。他知道自己要想彻底改变命运，就不能疏懒懈怠、原地踏步。
于是，每天辛苦劳动之后，就算再累再困，邓子新也会精神百倍地坐在昏黄的灯下读书、写作。他写乡亲的朴实美德，写农村的新人新事，写深爱的家乡山山水水……当他的处女作终于发表以后，邓子新激动不已，更加坚定地积聚着向上的力量。
“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它让我在最困难的境遇里，也能萌生出无坚不摧的勇气！”多年后回忆往事，邓子新非常感慨。
1977年恢复高考，是邓子新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进入备考阶段，他还在工地上打眼放炮，每天睡觉不超过3个小时。高考前一天，他仍在工地上干活儿，第二天带着满身泥土走进考场。功夫不负有心人，邓子新顺利考入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成为土化系微生物专业的大学生。
在此之前，邓子新对微生物完全没有一点儿概念。从最初的一片空白，到毕业时的成绩优异，几年的大学时间，邓子新“笨鸟先飞”，每天五点钟就起床，付出了无数的努力。他的才华横溢和坚韧执着，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毕业实习时，邓子新第一次走进教授的实验室。“那时实验室的条件跟现在无法相比，连一枚针都要自己到街上买。”他说，“我在做好实验和功课的同时，包揽了实验室所有的跑腿活，老师觉得实验室有我这样一个人就非常与众不同，于是就把我留下来了。
1982年，邓子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华中农学院院长、土壤微生物学家陈华癸院士和微生物学教授周启对他十分赏识，他们从英国考察回来后，就推荐他到英国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师从链霉菌分子生物学权威戴维·霍普伍德教授门下深造。
这是邓子新生命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从贫困山区走出的少年，一步步走到了现代科学领域的最前沿。
坚守20年破解DNA新密码
1984年2月，邓子新来到英国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身处异国他乡的三年多时间里，对他来说又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他像一块海绵一样废寝忘食地吸收着知识和营养，放弃了所有节假日，也无暇光顾伦敦闹市的繁华，每天课堂、实验室、图书馆三点一线，夜以继日地实验、观察、思考。
有一天，邓子新脑中突然闪出一个亮点，在教科书和资料中都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于是向导师汇报。霍普伍德教授思考许久后对他说：“这是微生物送给你的礼物。”教授鼓励他继续研究，同时立即决定终止他原定于用两年时间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资助他进入东安格利亚大学注册转攻博士。就这样，他用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的两级跳。
1987年5月，邓子新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辨，戴上了英国皇家博士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他先后拥有“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一个链霉菌的启动子和一个终止子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等四项世界级的科学发现，论文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世界级权威科学刊物《基因》、《核酸研究》、《分子遗传和普通遗传学》上，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评价。
此时的邓子新，前途一片灿烂，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极力挽留他做博士后，之后还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一边是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丰厚的物质待遇、众多的就业选择，一边是国内百废待兴的生命科学领域、窘困的科研基础，邓子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他从没有忘记过自己是祖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身负使命而来，就当履行使命而归！
带着对祖国的满腔热忱，1988年6月，邓子新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华中农业大学任教，拿着一个月90多块钱的工资，全力以赴搞自己的基础研究。
同时，邓子新也在继续探寻一个一直让自己困惑不解的科学问题。
那还是在1987年底的一天，他在做一批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发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一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细菌的DNA则不降解。
这原本是一个被解释为“人工污染”的常见现象，但在那一刻，邓子新突然对这个解释产生了怀疑。“我认为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所以，我就想究根问底。”
1997年，邓子新和同事已经将有关基因分离出来，分析结果暗示，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与硫有关。由于此前人类所知道的DNA修饰只有甲基化一种，邓子新的发现遭遇到学界的普遍怀疑，论文发表不了，也无法申请实验经费。每应付一个质疑，总要花上一年半载的实验过程才能解答。
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创办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邓子新在此中心组建了微生物遗传学团队，从武汉到了上海。在交大的支持下，设备和试剂条件终于得到了大大改观。2004年，邓子新在实验中证实了细菌DNA分子中硫元素的存在，他的研究成果也随之进入国际视野。
探寻真相的过程，如此曲折和漫长。直到2007年10月，邓子新关于DNA上硫修饰的结论，才终于被国内外权威机构广泛认可。
在这个不被人看好的科研项目上，邓子新用20年的沉默、20年的坚持和20年最珍贵的青春年华证明了自己。“在科学研究中间，有时候难免要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逆境，这个时候，必须埋头苦干，相信自己。要耐得住寂寞，有敢于把冷门捂热的勇气、执著和毅力。”
在科研攻关的同时，邓子新团队开展了提高抗生素药物产量和创新药物的研究，提高了很多重要微生物药物的产率，获得了数十个新抗衍生物，申请了20余项发明专利，这些成果标志着邓子新团队转变自然微生物中被动筛选抗生素新药物的传统模式，迈出主动高产、创新微生物药物的第一步。
投身光谷促生物产业起飞
邓子新与光谷生物城的缘分，开始于2009年。
2009年底，武汉东湖高新区继中关村之后，成为第2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任上海交大生科院院长的邓子新受邀考察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九峰基地，生物办负责人向他介绍光谷生物产业的相关规划，这让他对光谷“有了新的认识”，也了解到了武汉要发展生物产业的极大决心和信心。不久，他欣然接受了有关省领导的诚挚邀请，担任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并担任了以武汉大学为牵头单位的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
可以说，从那一天开始，对武汉而言，对光谷生物城而言，都掀开了全新的篇章。而对邓子新本人来说，他的热血和激情，他的智慧和汗水，终于和家乡的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一棵树如果孤零零地生长于荒郊野外，即便能够成活也会长得缓慢低矮；如果生长于森林中，则枝枝争抢水露，棵棵竞取阳光，以至参天耸立，郁郁葱葱。管理专家们称这种现象为“森林效应”。邓子新的到来，引发了光谷生物产业人才的“森林效应”：他带来了一支上十位“牛人”组成的强大科研团队，他们分别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此后，邓子新还力邀包括田波、卓银禧、赵进东、陈焕春、朱英国、周宏灏等8位院士的14个海内外团队入驻。
邓子新按照平台、人才和学科三位一体的模式进行团队建设。2010年底，“组合生物合成与新药发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也在武汉大学批准立项建设，为光谷生物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筑起了一道强大的基础－应用－产业化密切联系的研究后盾。
邓子新仿佛站上了一个更海阔天空的平台，拥有了更辽阔深远的视野。“一个放大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间所遇到的问题，远远不是我们原来在实验室里能够想象的。之前在学术圈，没有或者没有直接去关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众多科学问题，现在可以不断看到一个个原来不起眼的东西拥有那么大的市场，做成那么大的规模，对国民经济有那么大的影响，感觉非常激动和兴奋。”邓子新感慨地说。
在光谷生物城，邓子新关注的前沿问题，不断发生着一些改变，审视的角度更不一样。“我们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充当催化剂的角色，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把实验室的技术推向市场。”
目前的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包括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境、生物经济等六大研究平台，“研究院在组合生物合成、植物生物反应器、纳米医药、新发传染病、治疗性抗体、干细胞工程等全球前沿领域，都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这样的成果，邓子新深感欣慰。
朴素的语言，谦和的态度，亲切的微笑，是邓子新虚怀若谷的学者风范。科学之风骨，赤子之情怀，强国之梦想，是邓子新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采访结束时，邓子新深情地说：“我愿意为武汉的生物技术产业化充当催化剂，壮强国之志，践报国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