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康生物医药董事长、CEO：RachoJordanov
一个关于一群外国人帮助中国发展生物技术的故事
2012年底，在中国出生的前基因泰克高管Rose﹒Lin说服了她的老友加同事、同为基因泰克新加坡地区运营高管的Racho Jordanov来到中国，协助她一起成立了喜康生物医药公司（JHL Biotech）。
目前，喜康生物医药已得到包括凯鹏华盈、红杉资本在内的顶级风投注资，并正在其内部研发管线开发5个生物类似药。公司的领先项目——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药已在欧洲获得了临床试验许可，由此成为第一家在欧洲提出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申请并获批的中国公司。
除了公司内部项目，喜康还与其他生物技术公司展开合作开发新的生物制剂和生物类似药，并提供定制和工艺开发服务。去年，该公司已在台湾上市。
藉着3月中国医疗投资峰会召开的契机，《研发客》英文姊妹杂志PharmaDJ采访了喜康生物医药的两位创始人。除了分享有趣的创业前对话，两位创始人还多次提及公司的愿景和使命，言语间对中国生物类似药产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PharmaDJ：能否请您谈谈喜康生物医药的模式，以及公司是如何创立的?
Racho Jordanov（喜康生物医药董事长、CEO）：
2012年12月，Rose﹒Lin和我，还有基因泰克的同事和前同事们一起努力，准备创立一家新的生物技术公司。我们希望新公司能够开发生物类似药，提供合同定制服务，并在将来能够开发新药。这三点成为我们业务模式的基础。
我们不是一家研发公司，不开发新的靶点也不设计新分子，而是一家技术公司。在喜康，20位博士中有12~15位是化学工程学博士。我们是一家通过制造和工艺流程的创新来开发平价药物的公司。比如我们开发的第二个生物类似药，现在已经获得了两项专利，一项是纯化技术，一项是关于分子效力检测的。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发展最快的市场，也就是中国和亚太经济圈，为患者提供消费得起的药物。此外也要拿到欧洲和美国的市场销售许可。
向你透露一点我们的成绩，喜康已经作为第一家在欧洲获得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许可的中国公司。迄今我们还没听说过有其他中国公司在欧洲获得这一许可。
PharmaDJ:我听说最近韩国的一家公司——Celltrion也在欧洲获得了临床试验许可。
RachoJordanov：
是的。有两家韩国公司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三星和Celltrion。但是，我们想在中国建立生物技术工业，这是我们的使命。Rose，也许你可以谈谈我们刚创业时的情形。
Rose﹒Lin（喜康生物医药公司总经理）：
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台湾创立喜康?我们在台湾有个研究室，在中国的研究室更大，是它的4倍，有超过2000平米的面积用于商业化生产和工艺流程研究。
喜康生物医药公司总经理：Rose﹒Lin
为什么我们从基因泰克退休后还要回到这个行业？我退休时已在基因泰克工作了23年，我想，如果我就这样退休了，我的知识可能也就此埋没了。不再有人能从我这里学到什么。所以，我就想，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最需要这些知识？答案是亚洲，不是吗？所以当Racho也退休时我就劝说他与我合作。
事实上，我想让你知道当时的情形。当时我说，“Racho，你终其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我希望人们记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说，“就这些？一个善良的人？这样你就满足了？”然后他说，“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于是我说，“我想对社会有所贡献。”他问：“那我们能做出怎样的贡献？”我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从西方学到那么多，可以将它们带到亚洲来。”
RachoJordanov：
我们在基因泰克共同工作超过20年，所以我们很清晰自己所拥有的经验和专业。Rose主要负责临床产品、临床制作工艺，而我主要负责大型商业化技术。此外，还有其他同事加入我们。将我们的经验加在一起，喜康管理团队就拥有了基因泰克200年里的发展经验。
Rose﹒Lin：
在亚洲最常见的情形是一到两个人回中国或台湾创立公司。而基因泰克的一个团队回到中国来创办一家公司，这是极少见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我们的方案提交给了凯鹏华盈，对方告诉我们，这正是他们在找的方案。
RachoJordanov：
他看过50个方案后最终选择了我们。
Rose﹒Lin：
是的，我们是唯一被选中的。他说在我们提交方案前已经看过了50个其他的方案，但没看中。原因是这些方案中的公司团队通常只有一到两个人，但就凭这一两个人如何能建立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呢？不可能的，也非常困难。在我们准备的方案中，提到我们两人是创始人，但我们身后有一个团队，差不多十个人，他们愿意加入我们。我们说出了他们各自将要负责的领域。我想凯鹏华盈真正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此外，凯鹏华盈也有他们的梦想。他们相信，只要你能够提供帮助的，你就应该去做。喜康的使命是尽力让更多的人买得起生物药，让产品更平价。所以，凯鹏华盈的投资人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立场和愿景。如果真的想为人们做点什么，金钱自然会随之而来。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想做出更优质的产品。而且，当产品专利失效后，我们希望产品的价格能够降低，让所有的患者受益。
我们对公司愿景和使命的陈述，也是凯鹏华盈看好我们的原因。所以，交谈过后——我们只在香港见过一次，一个小时——他们就决定要给我们投资。
RachoJordanov：
现在公司已经3岁了。我们实际是在2013年12月注册的。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工厂，一个在台湾新竹，进行临床制备和开发，另一个在武汉，进行商业化制造和工艺开发。这3年里，我们投入了13,500万美元，并在武汉与美国GE合作打造了全球最大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工厂。
我们有个4×2000公升的一次性生物反应器，以及纯化和下游工艺流程。这些都是由我们和武汉光谷生物城合作完成的。我们和光谷生物城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是首家申请并获得欧洲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资格的中国公司。现在我们有5个生物类似药正在开发，我们计划未来5年中每年完成一项临床试验申请，在欧洲也在中国。相信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将从两个方面让中国受益。一方面是我们将为中国患者提供药物。另一方面，我们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向欧洲出售生物类似药，这样我们在中国创造了就业和税收。在武汉，我们已经有50个雇员，到今年底会增加到100个。当我们的运营全面展开，雇员会增加到200个。而且，我们工厂的年产值将能达到50,000万美元。
PharmaDJ:是什么让你们与众不同？
RachoJordanov：
很多报纸和分析人士都认识到，要进行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面临着几大门槛。一个是资金投入，也就是投资。但随着产品生产技术的提高，这一门槛已大大降低。我们的单元线生产率提高了。我们所建造的工厂耗资得以减少，所以，进行生物技术生产的内部资本开销也处于下降中。
第二大门槛是工艺技术。因为我们公司拥有一次性生物反应器，并采用了新的纯化技术，所以我们相信在工艺技术上，我们是最强的。
但第三大门槛，也是最具挑战的门槛是经验——即怎样应用这些设备。任何人都能买法拉利，但如果没有合适的赛车手，就不能赢F1比赛。我们在全球很多地方，不只在中国，都有最好的团队，由他们来制作生物技术产品。在Celltrion或三星，他们团队中有两三个人来自基因泰克。而我们公司这样的人才超过6人。喜康用以进行细胞培养的工艺开发技术来自基因泰克。用来做纯化的工艺开发技术来自基因泰克。生产副总裁也是来自基因泰克。而Rose和我，在基因泰克共同工作了40年。还有我们的质量总监也是来自基因泰克。我们的团队拥有200年积累下的经验。
所以，我认为这三大门槛——资金、工艺和富有经验的团队——我们都已经跨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信会超越全球其他公司。我们确信，在武汉，我们有能力制造出一些最重要的癌症药物，如利妥昔单抗、阿瓦斯汀和赫赛汀。
Rose﹒Lin：
我想告诉你我的观点。我希望能确保这些知识传递给了其他人。我认为西方世界已经拥有很多的知识，而且更有创造力。很早之前，大概三四十年前他们就懂得了这些。所以，总要有人到这里来分享这些知识。我们就是在尝试着这么做，给中国带来利益。
RachoJordanov：
我们想给中国带来高铁或电子给中国所带来的那种变化。中国并不是高铁的发明者，但现在，它正在印度与西门子展开竞争，为当地修建高铁。手机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正在生产一些最优质的手机，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在生物技术领域，我们也想做到这样。我们要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并为中国提供平价药物。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为每个公民提供600元的肿瘤药物补贴，你能想象这是多大一笔数额吗？这是政策支持。在技术上，中国有很好的科学家。举个例子，我们为一家中国的研发公司制作了临床产品，后来他们就想要在武汉完成临床资料的准备，因为我们已经在台湾完成了一部分临床资料。现在，我们就在中国完成这些工作，为美国的公司提供服务，是临床上的，而不是市场方面的。
PharmaDJ:请谈一谈你们所展开的合作。您刚才谈到与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合作。
RachoJordanov：
我们还与旧金山的一家研发公司有合作关系。我们在为旧金山一家名为Affinita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工艺开发服务。我们还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展开合作，此外，还有以色列的一家公司——BioLineRx也与我们有合作。就是这些。但我们与三星、Celltrion不同，我们的服务并不只涉及单纯的制造，而是工艺开发服务。我们更多的是为合作方提供技术建议、工艺开发咨询和临床制备服务，而不仅仅是制造。
韩国公司所追求的是耗资数十亿来建造大型工厂，为跨国公司制造产品。我们所希望的，是提高中国的技术，因此我们会提供工艺开发的合同服务，帮助人们开发质优价廉的新药。这就是我们的不同。
PharmaDJ:能谈谈未来几年你们的发展计划吗？
RachoJordanov：
生产能力，是我们选择一次性生物反应器这一新技术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德国建立了工厂，并在当地完成了所有测试。这是一项模块化设计。我们将这些模块拆分，把它们运到武汉，然后再组装起来。如果确有需要，这项新技术能让我们的生产能力每18个月提高一倍。你可以到YouTube上找到一段视频，是关于我和GE的一项采访，名称为KUBio。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GE之所以选择喜康是因为我们的工程师致力于设计。最初，他们设计了两个1000公升的生物反应器和较小的纯化设备。后来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知道怎样做出更大型、容量更高的纯化设备。于是我们一同制造了第一个4×2000公升的反应器，比最初的设计大4倍。我们说，“我们对工艺非常擅长。就让我们来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反应器吧，就在武汉。”后来GE的董事长也来参观了。
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生物类似药，但中国新的生物类似药法规在一年前才发布，也就是去年3月。而去年3月后提交了申请在真正进行生物类似药研制的公司，只有信达生物（Innovent）、喜康和Helios这三家。
PharmaDJ:也许您能就生物类似药法规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新法规从哪些方面给您带来帮助？
Racho Jordanov：
让我们从最开始说起。不相信生物类似药的人是不会理解生物技术的。30年前，当生物技术首先被发明出来时，就是被用于生物类似药的开发。第一个生物技术产品是胰岛素。那时我们必须要证明天然产品与重组产品之间的生物相似度。制造一个重组生长激素实际上就是证明天然化合物与用生物技术做出来的化合物之间的相似性。
所以，显示生物反应器制造出的两个产品间存在的相似性是非常可行的。尤其是现在，分析技术、纯化技术和细胞生产率已经得到大大提高之后。
相应的，细胞可以制作出更多的产品，杂质就越少。如今的产品质量要优于三四十年前。这就是我确信生物类似性的原因。我相信，在中国制造出高质量的生物仿制产品是非常有可能的。
PharmaDJ:你们是如何选择生物类似药的参照产品的呢？
Racho Jordanov：
很好的问题。答案是哪个越难做，我们就选谁。除了考虑专利期限和市场大小之外，喜康对自己的技术能力有信心，所以哪个产品的难度越高，在我们的候选名单中排名就越靠前。
我们的第二个产品是用于治疗肺部囊性纤维瘤的生物类似药，我们是开发这种生物类似药的唯一一家公司。今年，我们将赴欧洲药品管理局接受科学咨询，并将在欧洲提交临床试验申请。这个药亚洲人群很幸运，没有这种疾病基因。但这个药物在中国生产，将造福其他国家，会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这样说：需求是发明之母。用高品质的药物来帮助人是必需的。而就是这一点促使我们去发明新产品。有的癌症患者可以得到治疗，有的却不能，这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我们想要去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