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农药市场占比不高“叫好不叫座”艰难前行
春耕时节，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张火金承包的这片水田里，工人们正在忙着再生稻的育秧。2015年，张火金在这个区域流转了12000亩土地，进行绿色农产品的种植和经营，其中的400亩水田，今年承接了武汉市的水稻双减项目试点，力争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将化学农药的用量减少至少20%。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张火金搬来了救兵，现场指导如何抑制虫害。
张火金的救兵就是尹宜农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杀手锏就是生物农药。生物农药，指的是是指利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昆虫病毒，转基因生物，天敌等或其代谢产物信息素，生长素，萘乙酸，2，4-D等，针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张火金和尹宜农的团队合作还不到一年，但是好处已经切切实实看得见摸得着。
武汉武大绿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尹宜农：斜纹夜蛾，看样子都要化了。好多，这可以拿来喂鸡，这好得很。大棚里面放一个这样的诱虫灯，一个杀死这么多成虫。既使没杀死的成虫产一点点卵，我再把病毒一打，你一个棚里基本上就可以杜绝了，杜绝害虫了。
在这个基地的上百个蔬菜大棚里，都放着这样的诱捕器，将特定种类的害虫诱捕之后，再利用里面放置的生物农药将其杀死。
农业企业技术主管 张家友：蛾子出来以后,80%以上,能够做到杀灭80%以上。现在成本降得太多了。
一提起生物农药的好处，张火金的搭档张家友就赞不绝口。
张家友：像这个棚，半亩地，我们生物农药比化学农药，要降低70块钱。人工的话半亩地要省到至少10到15块钱，化肥农药因为干了十几年，从内心里就是想一切办法，就是说不用化学农药。为什么呢？因为给日本人做过，我知道这个过程。
张家友10多年前就在上海的日资农业企业负责蔬菜种植，产品全部销往日本，作为世界上农药残留标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日本要求这些蔬菜全部都得使用生物农药，这也是当时张家友最受触动的地方。
张家友：种菜出口，我们必须用这种药。那个时候的生物农药从哪儿来，那都是从日本带过来。本国都买不到，那个时候。
现在，在武汉本地就能使用当地生产的生物农药，而且还有尹宜农公司的专业团队上门提供技术服务，尽管合作还不到一年，张家友已经对在这一万多亩土地上打造绿色农业产业信心倍增。
实际上，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和自身健康的日益关注，生物防治已经引起产泛关注。在我国，生物农药业已有50多年历史，2013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下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动高品质植物免疫诱抗剂、生物杀菌剂或杀虫剂、天敌生物等生物农药产品产业化。”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栏目开始关注生物农药产业。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实验师尹宜农和几位同行联合创办的公司就在那时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一家国内昆虫病毒新型生物农药产业中产品种类最多、复盖范围最广的生物农药生产企业，在农业部向全国推荐的6个微生物农药中，它独占5个。但是就是这样一家技术领先的龙头企业，当时依然和大多数生物农药企业一样，艰难地维持经营。在2013年8月末的采访中，当年农药销售高峰期即将结束，这家公司在市场上还有3000多万的库存。
“叫好不叫座”是生物农药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尴尬境地。与化学农药相比，生物农药的销售单价往往更贵，效果又比较慢，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大多数的农民还是愿意使用化学农药。2013年，尹宜农的这家生物农药公司有60多名业务员，但销售额仅为为2300百万元，亏损1900万元，而推广费用就占到总体运营成本的将近一半，尹宜农只能咬牙坚持。
2015年年初，农业部制定颁布了《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倡导“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但这样的政策并没有让尹宜农的销售额实现增长，农民依然要求使用见效快的农药，无论是销售商还是普通农户对生物农药还缺乏了解，更谈不上大量使用。
2014年，全国农药行业843家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到达到3008.41亿元，而其中130家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仅为284.34亿元，占比不到10%。而尹宜农的企业在2015年的销售额仅为1300万元，亏损达到700多万元，巨大的推广和研发费用已经让这家民营企业举步维艰。
尹宜农：行业没选错，生物农药是个健康产业。也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但是就是不赚钱。
而在这个跟病毒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心里，还有个更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当时被雪藏在他家里这台看起来不起眼的冰柜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凝聚着三代科研人心血的病毒柜。
尹宜农：这是全国最齐全的病毒资源，就在我这里。这里面都是，这都是病毒。昆虫病毒，这都是昆虫病毒。每一个小瓶子，就是一个毒种。有所有的主要害虫都在这里，一共是680种，太宝贵了，我舍不得丢。而且我舍不得放在别处，将来我还要把它传给我的下一代，年轻的接着这个产业干的人。
这些病毒都是当时武汉大学生物学院的课题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历时多年搜集而来的。680种病毒，意味着如果一旦有足够的投入，就能够开发出680种针对性的生物农药。
尹宜农：就这一个小瓶，开发出产品投入上亿元。就这么一点东西，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拿出来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农业生态控制的最好的产品，生物的问题，总要用生物的办法来解决它 。
亿元资金投入生物农药 成本高昂制约产业发展
2016年农业部印发了《2016年种植业工作要点》指出，农业系统要扩大低毒生物农药示范补贴试点范围，创新推进绿色防控。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大力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利好政策的相继出台能不能让尹宜农的生物农药企业为之一振呢？
2016年4月中旬，记者再次来到尹宜农的家，他正指挥着一群年轻人把珍藏着的680种病毒的冰柜搬到公司的研发中心去。就在去年，随着公司新资本的注入，这些病毒的开发也终于提上了日程，营销总监杨大兵告诉记者，目前公司业务员缩减为15人， 但业务量有20%左右的增长。
一年半以前还在传统销售渠道为铺货难而苦恼的业务员杨大兵，已经升职成为了公司的营销总监。2016年，公司的销售金额达到2000万，在今年就能实现盈亏持平。这家公司的企稳向好也是整个生物农药行业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化学原药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2%，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同比增长却高达27.4%，增速远大于化学原药。生物农药产业似乎曙光初现。
武汉武大绿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春鸿：其实这个行业，农业企业是不会那么快。但是只要坚持，我认为是一定有，会得到回报的。
林春鸿在广东经营着一家电子器件生产厂和一家投资公司，早在2007年，就成为了尹宜农公司的股东。这十年来，公司虽然一直惨淡经营，但因为看好生物农药产业的前景，他一直都没有退出。在去年，一路向好的政策大环境让林春鸿下定决心，追加了一亿多元的投资，一举成为最大的股东，并且亲自上阵，出任公司总经理，在他看来，生物农药大发展的时机正在日趋成熟。
林春鸿：绝对是大势所趋。本来这个病毒农药它的杀虫方式，是更适合于大面积来杀虫。然后再这样的话，刚好国家的政策，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林春鸿所说的国家政策，指的就是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之后，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这无疑更有利于生物农药企业“大展拳脚”，无论在成本还是效果上，针对大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都远远优于散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公司调转了经营策略，不在传统销售渠道上和化学农药硬拼，而是将重点转向为种植大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光在去年一年，他们就新增了8个合作基地，而在2015年，他们的合作基地是72个，虽然数量上只增加了10%，但是当时的基地面积都只有三五百亩，最小的甚至只有50亩，而新增的这8个基地，面积小则数千亩，大则上万亩。面积越大，越能摊薄他们的成本。
尹宜农：传统渠道我们现在在收缩。我们现在，我们的规划是80%的利润从基地中获得，20%的利润从传统渠道上获得。
随着土地流转和农药零使用量增长行动的切实推进，因为看好生物农药的市场前景而加大投入的，不仅有像林春鸿这样来自其它行业的经营者，还有杨自文这样专业的学者。眼下，这位国家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也信心勃勃，带领科研团队成立民营科技企业，进军生物农药市场。
国家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杨自文：现在我们准备注册公司，主推这个微生物组，它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市场。所以这一块实际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一块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未来它的增长速度，就是市场的培育和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跟尹宜农与林春鸿不谋而合的是，杨自文也是主打大客户，有针对性地提供从土壤改良到绿色防控的整体解决方案。
杨自文：恰恰是生物农药，可以从土壤修复、水肥的利用以及病虫害的预防，可以嫁接到农业措施里面去。这样对提高品质、提高产量、提高收益都是有好处的。像番茄这一块，每亩大棚可以增收六千块钱。而蔬菜萝卜这一块，我们可以增产40%都是有可能的。在减肥的情况下，我们既降低了药的成本，又降低了人力成本，还减少了污染。
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尹宜农的团队正在和研究人员洽谈双减项目的合作。之前双方在茶叶双减项目上的合作颇见成效，这次研究所又拿下了国家水稻双减的课题，尹宜农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这次会谈进行得很是顺利，毕竟双方合作多年，知根知底。王友平说，平时他打交道的生物农药企业不少，这些年处境都不算乐观。
和王友平一样，张火金的400亩水稻同样是双减项目，但不同的是，它每亩可以得到1000元的补贴，这让尹宜农都很是羡慕。但是张火金也是一吐子苦水，一万两千亩的土地，每年光是流转费用就是600万，再加上人工和其它生产费用，公司已经投了不少钱，还没见效益，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他压力山大，第一年每亩地使用包括生物农药在内的绿色防控的成本在400元，高于使用化学农药的成本，因此支出的每分成本他都得死抠。像他这样资本相对雄厚的大户尚且对生物农药的成本顾虑重重，那么其它种种植大户的情况如何呢？
在武汉市农委组织的一次全市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训课程上，参加培训的都是企业负责人和种养殖大户，为了扶持生物农药的发展，这次课程上专门为林春鸿安排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推介公司产品。我们也在这个班上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一共发放问卷50份，回收有效问卷46份。
46份问卷中有45人听说过生物农药，有32人选择需要使用生物农药，而在这32份问卷当中，选择未使用过生物农药的为16份，占比为50%，而当问及未使用生物农药的原因时，在16份问卷中，有选择“不了解生物农药”的，有选择“技术和操作过于复杂”，有选择“担心作物收成不如用化学农药”，，占比最高的选项则为“担心成本过高”，一共有7人选择，占43.8%。
与一年半以前我们针对菜农和经销商所进行的随机调查相比，种植大户们对生物农药的了解和接受程度相对更让人乐观。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成本依然是横在生物农药推广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然而尹宜农的公司和大多数生物农药公司一样，规模小，利润薄，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再降收费更加难以维系，更谈不上支撑巨额的研发和推广费用了。
尽管农业部在《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扩大低毒生物农药补贴项目实施范围”，但现在依然还处于试点阶段，生产企业和大多数种植户还没有直接从中受益。
半小时观察
有一个常识大家可能都明白，化学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会造成生产成本增加，还会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用生物农药去替代原来的化学农药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2016年，按照《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财政专项安排996万元，继续在北京等17个省市的48个蔬菜、水果、茶叶等园艺作物生产大县开展低毒生物农药示范补助试点。补贴政策值得称赞，但还远远不够。生物农药踯躅前行的关键技术瓶颈是大多数产品所固有的见效慢等因素造成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新产品研发关键技术研究的投入，推出一批过硬的产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农药推广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使用生物农药补贴制度，提高种植者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让种植业者得到实惠，才能促进种植业者在使用生物农药上实现“要我用”到“我要用”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