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种皇后”陶静之。 周克禹 摄
人物名片
陶静之，女，1932年生，原华北制药厂高级工程师。
1950年，考入大学，1954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华北制药厂工作。到华药后，先在上海参加2期俄语训练班，第1期是系统学习；第2期是专业俄语。
1955年，俄训班结业转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实习。
1956年6月，调入华北制药厂参加生产准备工作，在厂中心实验室菌种组工作，负责青霉素生产的菌种工作。
1960年，调入中心实验室的中间工厂。
1966年至1973年，在青霉素车间工作，负责种子缶的种子质量。
1973年，调入101车间种子组工作，担任种子组组长。负责青霉素生产菌种的杂交育种。通过打基因标记的方法获得杂交后代，其中一株杂种经过25代累计处理获得高产并成功投入生产。
1982年，调入厂生产技术处工作，负责全厂的菌种工作。
1987年3月，退休。
长城网4月18日讯(张健任富亮)1954年，22岁的陶静之作为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对于未来充满了自信。几天前轻工业部来人为华北制药厂选人才，从下半年即将毕业的所有档案里选出了三位优秀的毕业生，陶静之就是其中之一。
陶静之跟随苏联专家学习选种技术。 周克禹 摄
上海·仅一支砂土孢子管
很快陶静之打听到华北制药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而且华北制药厂还到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要了毕业生，她心里坚定要到华北制药厂去。当时，她边学俄语边在上海第三制药厂实习。
1956年她突然接到调令，紧急到石家庄参加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华北制药厂要求她把从苏联进口的菌种从上海带到石家庄。这时她才看到仅仅是只有一根手指头大小的砂土孢子管。
“这哪够啊？”她知道菌种不能传代太多，因为会发生变异。她心里万分焦急，未来难以预测，自己没有学过关于抗生素的微生物知识，而当时国际上抗生素生产刚起步，技术严格封锁。
在等车票的两天时间里，她做了两件事：一是从上海第三制药厂找到三本与青霉菌有关的英文期刊，她把期刊号、出版社、地址和电话一一记下来。二是她跑到实习的师傅那里请教砂土管制备方法，做好了一些准备工作。出发的时刻终于到了，她只身一人踏上了北上的火车，颠簸的车厢里与她一起的是那支手指大小的青霉素菌种的砂土孢子管。
50、60年代，陶静之和同事在厂房前合影。 周克禹 摄
石家庄·中国第一株青霉素菌种
1956年的华北制药厂附近是大片的玉米地，石家庄与繁华的上海反差很大，但华北制药厂气派的俄式建筑，特别是华药领导所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深深地吸引了她。厂门东边大楼的二层是中心实验室，楼道北侧的菌种组占了大半个屋子。
她最初到来时，这里只有生产准备办公室，她把菌种交给领导，管图书的人也为她找到了那三本有关青霉素的期刊。她从文献的点点滴滴中弄明白了很多问题，比如青霉菌的繁殖过程，青霉素是其菌株的次级代谢产物等等。
抗生素投产工作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她也投入到紧张的工艺试验中，对苏联菌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在实验室反复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1958年6月抗生素试车打下了基础。但是投产的“苏联菌种”平均只有2500个单位，在2000到3000之间浮动，菌种极不稳定，用起来让人提心吊胆。
当问题出现时，陶静之体会到菌种组的责任有多大，最关键的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菌种。“我们要自己搞选种。”这个想法一诞生就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定：“你们不可能。”
“今天又没有单位。”生产反馈中这样的话总是刺痛她。苏联的方法明显“水土不服”。在每天两次的技术分析会上，她也听到了相同的声音。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让反对的声音小了些，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菌种。在厂领导和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下，她开始着手菌种选育工作，她经常在菌种室里一钻就是整整一天。育种就是大海捞针，没有量根本选不出来。她一开始筛选出的高单位菌落有150多个，可实验室里的摇床是苏联笨重的铸铁老设备，一台只能放36个瓶子，150多种菌全部筛选完恐怕得好几年。负责摇瓶机检修的小伙子巧妙地扩大了承载量，使得一层就可以放36瓶，一下子提高了选育菌种的进度。选择、培养、接种、扩大，这样一个过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有的菌株淘汰，有的菌株晋级，一次次的失败从没有磨灭她的信心。经过一年辛勤的研究，终于在1958年12月，一株青霉素新菌种诞生了，用于生产后，发酵单位提到了34.6%，立刻震动全厂、震动全国。在没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她凭着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信心为中国选育出了第一株青霉素菌株，结束了菌种依赖进口的历史，同事们尊称她为“菌种皇后”。
陶静之参加全国菌种选育会议，做经验发言。 周克禹 摄
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新纪元
第一株青霉素菌种被命名为：XP-58-01。此后，陶静之与菌种组又相继选育出了10个青霉素高产低耗新菌种。
全国各地的制药厂纷纷来华北制药厂请教育种的经验，她毫无保留，把经验悉数相告，她的青霉素菌种选育经验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她的经验促进了链霉素、土霉素、正定霉素、去甲万古霉素等新菌种的选养，华北制药厂的菌种换上了代表中国的新菌种代号，支援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抗生素生产，加快了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的步伐，开创了中国抗生素工业化生产的新纪元，满足了人民的用药需求。
多年的菌种选育经验也让她体会到菌种资源对国家的重要性。经过几代华药人的辛勤耕耘，现在华药的菌种库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菌种库。这一研究就是三十多年，陶静之1987年退休。她说：“如果再给我10年，我还能做得更好。”如今，陶静之已是86岁的老人，她依然身体硬朗，始终关心、关注着华北制药的发展，她有个梦想：希望拥有一个三层楼高每层能放100个摇瓶的巨大摇床，一次能选育出的菌种不计其数。陶静之老人的梦想已经在华药中央研究院实现，研究院现在有微孔板摇床、NBS 70瓶位摇床和300瓶位大型摇床在内的设备50台套，可实现不同规模的菌种筛选及优化实验。这就是一个老华药人身上最朴实的创业精神，已经在新华药人身上传承，也浓缩成了中国抗生素工业化进程中最厚实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