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当前中国原料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且市场还在不断扩大。数据显示，中国是第一大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可生产1500 多种原料药和中间体，占全球仿制药原料药商品市场27.7%的份额，2017年原料药出口达到896.15万吨，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8.33%；出口均价触底反弹，同比上涨4.96%。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原料药产业一片繁荣，无论是总体市场份额还是出口，都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但这种领先，其实只是量上面的领先，真正的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仍然处于落后；这种上升，其中还暗藏着一系列的挑战，甚至是困境。
四大挑战，中国原料药呼唤转型升级
中国原料药产业的瓶颈与挑战，其实不是今日才有，而是产业本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以及外部环境改变所导致的，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产业当前的发展现状与格局。
第一个挑战是产能过剩，同质化、重复化生产严重。
从产品来看，我国主要有抗生素类、解热镇痛药类、维生素类、皮质激素类等原料药，这些原料药在国际市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近年来国内原料药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原料药低水平重复建设十分普遍，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造成低价竞争、资源浪费，进而形成恶性循环。而且，我国原料药企业数量是越来越多，很多企业仍在不断大规模建设生产基地，盲目扩张产能。尽管该情况在近期有所缓解，但现阶段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严重。
第二个挑战是产品转化能力弱，附加值低。
事实上，我国出口的原料药产品其实还处于价值链底端，而且目前国内原料药生产技术水平与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一些欧洲企业早就已经成功向特色高效原料药的研发与生产实现转型，并逐步占领高端原料药市场，而我国仍然以生产传统化学原料药为主，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
第三个挑战是环保压力大，成本上升难以承受。
众所周知，原料药污染问题始终备受诟病，我国从2015年开始执行的新环保法在各项规定、方法以及违法的处罚力度上有大幅的加大，称被成为“史上最严”，可以说对原料药企业影响巨大。而随着新环保法的不断推进，一些大型或者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对存在污染问题的化工、医药类企业，开始采取限制生产甚至停产等政策，如河北石家庄等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我国原料药企业迫于环保的压力不断迁移，从市中心搬到郊区，从非化工园区搬到化工集中区，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搬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另外，包括环保在内的诸多因素，也导致了原料药企业成本的上涨，让许多企业难以承受。
第四个挑战是外部环境的日益严峻，国际标准的不断提升。
仅仅依靠过去的规模和成本优势，很显然是难以维持我国原料药企业稳定、快速发展的。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欧盟、美国等都对原料药进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工艺、技术、质量、注册、准入等多个方面，而这恰恰是我国许多原料药企业所缺失的，如何实现原料药产品、企业及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当然，除了挑战，机遇自然也是有的。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中国的药品以仿制药为主，随着接下来几年，全球专利药集中到期，我国原料药将有可能会迎来一个难得的告诉发展期，而且国内也有不少原料药企业在特色原料药、专利原料药方面，通过加大投入和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抗高血压、抗肿瘤、中枢神经以及降血糖为代表的特色化学原料药，主要用于生产专利到期或即将到期的仿制药，产品附加值往往较高。
面对困境，中国原料药产业唯一的路径就是“求变”，而转型必将经历阵痛。因此，可以遇见，接下来几年，我国原料药产业将进入一个转型期，优胜劣汰成为必然。
自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开始实施，给中国原料药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环保高压之下，中国原料药在变与不变中开始了新的征程。
环保，原料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医药行业尤其是原料药领域，一直以来是环保的重灾区。以往，由于环保政策的不完善及监管的不严格，对于原料药企业来说，压力不算太大，但随着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全面实施，整个原料药行业开始进入新的环保时代。
相对于此前的环保法，新环保法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了企业违法成本，并严格了民事追偿，且明确指出超标即违法，违法即受处罚等非常严格的惩罚措施。如规定了按日计罚制度，罚款总额上不封顶，建立“黑名单”制度；责令停业、关闭，甚至规定了行政拘留。这些政策法规，使得环保从此前的“走过场”瞬间变成了“生死关”。
业界普遍认为，新环保法实施后，属于重污染行业的制药工业环保压力在所难免，而原料药更是首当其冲，可谓是“压力山大”。
事实上，我国是化学原料药生产大国，尤其是发酵类药物产品的产能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量大，废物成分复杂，污染危害严重，进而使得制药环保的现实情况显得较为严峻，并不断有制药及原料药企业由于环保不达标被要求限产或停产整顿。因此，在环保高压之下，中国原料药行业正在陷入一场史上从未有过的生存较量中。
新环保法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环保法之后，国家对于环保的重视以及治理的决心。
紧随新环保法，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2016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2017年《环境保护税法》发布，以及同年8月环保部等部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同时，环保部门还加大了监督执法力度，2016年以来已经组织实施了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并在去年对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开展了空气质量专项督查。
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少地方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如河北省“2016利剑斩污”专项行动，涉及6个城市，其中石家庄市直接一刀切，要求全市所有制药企业全部停产，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复工生产。作为河北省省会，中国制药及原料药“重镇”，石家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今年上半年，在国家在多个省市开展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更是让诸多原料药企业受到处罚。一位分析师指出，环保是否达标，将成为企业的一条生死线，在原料药行业，环保整治，将不断的促进行业整合，不达标企业或难以承受的小企业将淘汰出局！
环保高压下的原料药生态
《我国原料药生产供应状况调研报告》指出，作为污染较大的行业，原料药正在承受愈来愈大的环保高压。综合实力强的企业要投入大量资金加强环保治理，而一些管理不善、环保不达标的小企业则面临限产或停产。
其实，对于多数原料药企业来说，由于以前对环保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够，在如今的环保高压之下，必须进行“补课”。而这，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将会大幅上升，一些企业将无力承担高昂的环保改造和治理费用支出；即使一些企业能够负担得起成本，但改造也不是一蹴而就，往往需要花费一年左右时间，所以不少小型企业将被迫停产。
进一步来看，此前我国原料药产业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产能过剩，同质化、重复化生产严重，由环保带来的洗牌效应，会改变市场供求关系，甚至变相地“去产能”，使长期供过于求、价格低迷的原料药出现了价格整体上涨的态势，这两年原料药的价格走势也确实佐证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部分原料药产品会出现供应紧缺，甚至形成垄断引发更严重的问题，今年8月份央视调查曝光的原料药一个月涨了58倍，就是一个缩影。
当然，从一个产业的发展角度来看，优胜劣汰是基本法则，也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因此中国原料药产业在包括环保在内的多个因素作用之下，逐渐走向集中，走向转型升级，是一种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型升级，一是体现在产品及技术上；二是体现在区域上。
在产品及技术方面，当前我国原料药以抗生素类、维生素类为代表的大宗化学原料药为主，附加值低，污染严重，未来必须向高端特色原料药、专利原料药等方向发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降低污染，走绿色创新发展道路，真正实现以质取胜，而非以量取胜。
在区域方面，受经济、交通等因素影响，以往的原料药多集中在国内的一二线城市，但随着环保、成本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一二线城市越来越不适合成为原料药的主要生产地，相比较而言，三四线城市在成本等方面的先天优势，反而开始成为更适合形成原料药生产的地方，近年来也有不少原料药企业开始进行搬迁。而且，许多三四线城市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整合资源，逐渐形成集群效应，在严把环保关的同时把原料药打造成为自己的一个支柱产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原料药，历经了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形成了全国遍地开花的局面，而如今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原料药生产区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四线城市或成为未来原料药生产集中地。
四大家族成为历史
遍地开花折射问题
中国原料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第一大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生产企业有2000多家，可生产原料药约1600种，年产量达100多万吨，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2017年，规模以上原料药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991亿元，占中国医药工业总收入的16%。
曾几何时，中国大宗原料药出口是带动整个医药行业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的头号功臣，青霉素工业盐、维生素、解热镇痛类原料药等一批产品甚至成为中国原料药乃至制药工业的代名词，曾经的高位行情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 “家族”一词更是被作为荣耀冠于龙头企业身上。
华药、鲁抗、石药、哈药，是当时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四大家族”，其以原料药及其抗生素生产为主，成为中国原料药的霸主，无论是产品销量，还是品牌影响力，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原料药市场上都享有盛名。
而随着原料药行业的火热，再加上发达国家原料药也开始转移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进行生产，中国原料药领域温度持续升高，许多资本、企业开始投身其中，加上原来的原料药企业也不断扩大生产，抢食中国原料药市场的大蛋糕。
随着进入中国原料药领域的资本、企业越来越多，中国原料药的格局开始逐渐被打破，原料药企业数量日益增多。以青霉素原料药生产为例，作为早些年我国医药工业重要战略品种的青霉素由于发展迅速，吸引了诸多企业生产青霉素原料药，在短期内中国青霉素原料药生产企业从五六家增加到十几家，而且还在持续增长。
青霉素原料药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诸如维生素C、解热镇痛类等其他一些大宗原料药其实也大同小异。原料药企业的迅速增多，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原料药产量急剧提升，在多个原料药产品上出现重复建设、同质化的现象，产能严重过剩，进而带来恶性竞争。
与此同时，由于成本、环保、监管以及竞争加剧等因素，从2005年开始“四大家族”也出现发展危机，谋求想制剂转型，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石药，其通过开始向制剂转型，而且坚定地瞄准创新药，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仅摆脱了原料药的“影子”，且成为国内领先的药企。
原本的“四大家族”，或者转型，或者升级，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新涌入的原料药企业，整个中国原料药市场格局和版图已经重构，不再集中在过去河北、山东及东北等区域，迎面而来是全国的遍地开花 ，并持续到今天。当然，新的格局也有存在新的问题，随着行业本身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前中国原料药产业又一次走到了路口。
从大城市到小城市
原料药生产区域转移正在进行时
从以往原料药企业的区域来看，最早集中在河北、山东及东北等区域，早期的“四大家族”都在这一区域范围内。随着原料药行业的发展，全国遍地开花，整个区域逐渐开始呈现出分散化，但仍然以东北及沿海地区为主。
其中，沿海地区由于本身先天上的出口交通便利等优势，逐渐成为我国原料药的集中生产地，比如浙江省，2016年的数据表面，浙江省药企占了世界十大原料药生产商的四席，表明浙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原料药生产和出口基地。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原料药企业都集中在一些省份的省会城市或者重要城市，如河北省的石家庄，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等，且大都在一些较为中心的区域，但由于随着环保的压力加大，监管的日益严格以及成本的不断上升，很多原料药企业开始从城市的中心向郊区转移，更多的企业开始向更偏远的城市转移。
在浙江省，原料药生产的集中地，不是杭州市、温州市这些人们都知道的城市，而是台州市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数据显示，浙江台州最高峰的时候有着上千家药企，绝大部分都主要以生产原料药和中间体的小企业为主，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原料药城市生产基地，并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当然，此前台州市加大了环保整治力度和监管力度，关停了众多医药化工厂，如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环保能达标的原料药企业。
近些年来，在环保压力越来越大，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原料药企业区域转移又有了新的方向。
在全国整体环境治理形势下，各地都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问题，能够接受原料药项目的地方很少。不少区域规划（如长江经济带规划）将化学原料药纳入限制类项目，大量原料药企业被城市规划（如北京）要求强制搬迁；很多传统原料药生产基地（如台州）都面临整改压力，严格限制新建、扩建项目。所以，一些大宗原料药生产以及诸多原料药生产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不过，就算往中西部转移，多数原料药企业仍然选择的是中西部省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如二线城市，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这些原料药企业发现仍然还是存在成本居高不小、环保压力不堪重负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原料药企业。
其实，从城市角度来看，当前的一二线等大城市，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成为原料药的主要生产地，与之相比，三四线小城市在成本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反而开始成为更适合形成原料药生产的地方，再上一些三四线城市在政策、资源等多个方面能够给予更好的支持和扶持，因此未来三四线城市有望成为我国未来原料药生产新的集中地。
一、二线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的今天，已经愈发不太“欢迎”原料药企落户和发展了，且原料药企在一、二线城市也遇到发展瓶颈，或许和平分手，迁往三、四线城市才是最好的选择。
环保高压
一、二线城市不再是原料药栖息地
自从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经济从一初期的粗放式、野蛮式、高速度的增长，逐渐向平稳化、高质量转变，经济“软着陆”曾是前两年的社会“热词”。而反映到具体产业领域，高科技、高附加值、轻资产的朝阳产业成为宠儿，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这种现象更为显著。例如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区、武汉光谷等高新产业集聚的地区，逐渐成为这些城市的“新名片”。
而传统的重工业，尤其是污染较为严重、环保压力大的化工业，如制药及原料药产业，在人口稠密、生活环境要求高的一、二线城市，已经愈发没有“大声说话”的权力。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全面实施，更是加剧了一、二线城市环保管理部门对于原料药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和治理决心。
除了新环保法，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2016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2017年《环境保护税法》发布，以及同年8月环保部等部门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这些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更是为一、二线城市环保管理部门整治原料药企提供了充足的“子弹”，原本就面临着剧烈竞争、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原料药生产企业，愈发觉得喘不过气来。
成本上升
一、二线城市成为原料药“负担”
一、二线城市给予原料药企的环保监管压力，使得原料药企只能在政策要求上亦步亦趋，否则将会受到新环保法颁布以来愈发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不仅提高了企业违法成本，并且还严格了民事追偿，且明确指出超标即违法，违法即受处罚等非常严格的惩罚措施。如规定了按日计罚制度，罚款总额上不封顶，建立“黑名单”制度；责令停业、关闭，甚至规定了行政拘留。所以，诸多企业决策者，只能不断的在企业环保上不断的加大投入，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的治污、化污系统，环保设备，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除却满足环保需求的投入，一、二线城市还将从各个方面“围剿”原料药企。
一是土地成本压力。一、二线城市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经济体量已经与当初那个求你落户的普通城市不可同日而语，高科技、轻资产、第三产业的不断扩张，导致城市用地也逐渐紧张，或许原料药企一开始落户的地区不是城市核心区，而近年来才发现已经市中心圈内，土地租金压力开始逐渐显现。
二是人力成本压力。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城市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收入期待也在不断的攀升。以北京、深圳、上海为例，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120元、2420元、2200元，人均工资收入分别为10712元、9655元、9030元。对于原料药企这类基础工人比例较大的工业企业而言，如果不提升员工待遇，就会出现留不住人，开不了工，出不了货的尴尬境地，所以只能被动的跟随潮流提升员工待遇。
成本的不断上升，企业却只能不断的妥协，这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在原料药货源不断受到印度等新兴原料强国的竞争压力的今天，我国原料药企遭遇“两头受气”的局面，更遑论提升产能和产品质量，扩大企业规模，谋求进一步发展。
未来迷茫
一、二线城市让原料药无处容身
原料药企在一、二线城市所遭遇的困境，其实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政策的严苛与一、二线城市的偏见。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逐渐转向平稳较快发展之后，一、二线城市已经逐渐不再满足其地域明珠，地区经济中心的角色定位，而是立足当前较好经济发展基础，辐射全国，甚至放眼全球，建设一个在全世界都较为出色的经济、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拿得出手的城市。
而在此背景之下，高科技、高附加值、轻资产、偏向于第三产业的企业成为一、二线城市的第一选择，该类企业一般而言，基本无环保压力，符合当前创新型社会发展的潮流，利润率高、不良资产率低，为城市贡献的利税也较为客观。反观原料药企，环保压力大，能耗高，占地面积广，鲜明的对比之下，一、二线城市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当然会优先发展高新产业。
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看，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原料药产业在经历历史的沉淀，其生存环境和生态已经在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总而言之，一、二线城市已经不再适合原料药企业生存，寻找另一块能够在环保上给予相对宽松、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土地价格不算太高，城市化潜力还待深挖的福地，应该即刻起进入原料药企战略决策者的视野中。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相比较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无疑是更好的“战略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