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一穷二白中艰难起步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仅有几家规模极小的手工作坊的农药厂，生产信石、砒酸钙、砒酸铅、石硫合剂、鱼藤精、王铜等几种矿物农药和植物农药，产量每年仅几十吨。农业病虫害仍无药控制。据据中国化工通史记载，仅蝗虫灾害平均每3年大发生1次。虫灾发生时晦天蔽野，草木皆尽，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农民背井离乡，饿殍枕道，情景十分凄惨。总之，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黑暗而导致的国力衰败，军阀连年混战，战火不断，人民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满足，农药业更是颓废败落，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摧残和官僚资本的掠夺，农药工业萧条、暗淡，生产方式落后，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解放前夕，农药业处在飘摇之中，但是也有零星的农药厂生产农药，只是生产少量的植物和矿物农药，并且品种单一，产量极小。然而，与其他民族工业一样，旧中国的农药业奄奄一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农药工业发展新纪元。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发展农业极为重视，我国农药工业也由此获得了新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病虫害的防治，把建立和发展化学农药工业列为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新中国农药工业也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艰难的起步。1949年10月，在举国欢庆共和国诞生的日子里，山东省人民政府胶东行政公署以1,340匹布(折合人民币3,900元)购买了建益化学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山东农药制造厂，隶属于山东省人民政府实业厅，现在的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山东农药制造厂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解放后，中国农药业开始了新旅程。
早在1949年，黄瑞纶、邢其毅、周长海等对用作种子消毒剂的醋酸苯汞杀菌剂的试制进行了合作研究，用它作为种子消毒剂。1950年黄瑞纶、邢其毅、周长海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种子消毒剂有机汞化合物的试制，汞制剂的制备》一文。中国研究磷酸酯类化合物的合成并引用到农业生产上，则以胡秉方、陆钦范等为最早。1950年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胡秉方等开始研究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的合成工艺；胡秉方将合成对硫磷的四种方法加以研究比较，认为Fletcher的五硫化二磷法最为简单经济，其反应条件较易控制，为我国大量生产对硫磷打下了基础。陆钦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设计，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他们还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扩大试验，具备了工业化生产的条件。1950年，决定在四川泸州化工厂建设有机氯滴滴涕生产车间。该厂职工以极大的干劲忘我劳动，仅用一年时间即建成投产，当年就生产了113吨滴滴涕农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和上海病虫药械厂也先后研制成功另一种有机氯农药六六六，并于1951年投产。虽然当时这两种农药的生产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也不够成熟，但是它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创了自己的化学有机合成农药工业。化学农药一经使用，便显示了明显的优越性。据中国化工通史记载，据解放初期在蝗害区3,770亩农田范围内的抗灾记录，使用六六六不仅节省治虫的劳力，而且控制了蝗虫对农作物的危害。1951年用药700吨，1亿9千个劳动日捕打蝗蝻；1952年用2,000吨，4,300万个劳动日捕打蝗蝻；1953年用药9,000吨，100万个劳动日捕打蝗蝻；1956年以后，使用农药基本保证蝗虫不致成灾。农民亲身体会到使用化学农药的好处，迫切要求工业部门增加农药生产。1952年，在沈阳、天津、大沽等化工厂，相继建设了六六六和滴滴涕生产车间，并逐步扩大了生产规模。此时，国家拨专款支持农药的研发和生产，首先恢复了666的生产，并在全国陆续兴建了一批农药厂。如1950年在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生产车间，1951年生产了113吨。而后，浙江化工所研制的毒杀芬也开始在南方生产。1956年初，开始建设我国第一个有机磷农药厂(即现在的天津农药厂)，1957年底建成投产。这是我国有机磷农药生产的开端。同年，上海信诚化工厂和上海农业药械厂共同试制成功另一种有机磷杀虫剂敌百虫，1958年正式投产。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国家进行公私合营、进行工商业改造，对农药的起步发展促进很大；五十年代初，我国生产应用的杀菌剂只有石硫合剂、硫酸铜、胶体硫、多硫化钡等无机化合物。以后又生产了拌种用的赛力散、西力生等有机汞制剂。为寻求铜汞系农药代用品，1958年开发并投产了代森铵、代森锌、福美双、福美锌等有机杀菌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许多解放前的老厂进行了扩建、改造，提高了质量、扩大了品种、增加了产量，并在山东、四川泸州、郑州、上海、天津、连云港、南通和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新建、扩建了农药厂，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中，相继开发投产的主要农药品种有氟化钠、氟铝酸钠、二硫化碳、硫酸铜、鱼藤粉，1951年山东以三氯乙烯为原料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了粮食熏蒸剂氯化苦，后又相继投产了农药主要原药品种：杀虫剂六六六原粉、敌百虫、蒽油乳剂、马拉硫磷、乙硫磷；杀菌剂代森锌、六氯苯、五氯硝基苯、二硝散；杀鼠剂磷化锌；植物生长调节剂1-萘乙酸等。新中国农药工业在一穷二白中起步，并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获得初步发展。
2 在探索前进中曲折发展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尽管有艰难曲折，但农药工业依然在探索中向前发展。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农药工业稳步向前发展。1962年，杨石先先生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我国农药生产，特别是有机磷生产的几点意见》，针对有机磷农药一般毒性大的特点，提出选择毒性较低的几个品种优先进行生产，同时注意采用先进的药械，以提高药效和降低成本，对使用人员要进行严格的培训，以确保安全。同一年，杨石先先生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筹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有机磷化学及有机氟、有机硼等领域的研究，为开辟我国发展农药的道路做出了贡献。
1964？1966年，我国又先后投产了福美砷、甲基胂酸钙、退菌特等有机砷杀菌剂，解决了一些农作物防治病害的急需。六十年代中期，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从大蒜中分离出一种杀菌成分，经合成筛选出优良农药抗菌素402，这是我国首次仿生筛选成功的杀菌剂新品种。1965年、1966年，以这两年中，一些农药厂如山东张店农药厂投产了敌敌畏、乐果；青岛农药厂正式投产了马拉硫磷等农药品种。上世纪60年代前后，国家对发展农药非常重视。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出，要像抓化肥那样，大抓农药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工作，以满足农业增产的需要。为贯彻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化学工业部于同年9月，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农药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讨论制订了把农药年产量由69万吨提高到100万吨的方案，确定了一批技术攻关项目。会后，农药战线的职工，掀起了一个发展农药生产的新高潮，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1966年底就实现了年产百万吨的目标。1966年，农药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36%。同时，有机磷农药由1964年占总产量的8%上升到13%。农药产品的质量和原料消耗等技术经济指标，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1966年后，国家又陆续建设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农药厂，如山西永济、湖南资江、甘肃永清、湖北沙市等农药厂，进一步扩大了农药的生产能力。至1966年，研制的久效磷、螟铃畏等3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新农药，先后投入生产，有的还成为我国农药的主要品种。这期间，沈阳化工研究院继六六六研究成果产业化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改进六六六生产工艺，实现连续化生产(1954？1975)，杀螨砜(1965？1966)、三氯杀螨砜(1963？1966)等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如乙基内吸磷(1957？1964)、对硫磷(1961？1965)、敌敌畏(1966)、甲基内吸磷(1964？1970)等；除草剂，如2甲4氯钠盐(1959？1965)、敌稗(1963？1964)、五氯酚钠(1956？1962)、燕麦敌2号(1967？1971)、除草醚(1964？1969)等；杀菌剂，如代森锌(1963？1966)、代森锰(1965)，2,4,5-三氯酚铜(1959)、克菌灵(1959)等的研究，成为我国农药研究的最早、最主要的部属研究院所，省市化工(农药)研究单位江苏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东所、广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药发展受到了冲击，农药科研机构解散，人员下放，农药企业生产涣散闹革命，农药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有好转。1970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张少铭先生等人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1971年完成中试，1973年投产，比BASF公司至少早两年。多菌灵是内吸性杀菌剂，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几种内吸性杀菌剂之一。多菌灵在防治小麦赤霉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长江中下游小麦赤霉病极其严重，感病麦粒食用或作为饲料会引起人畜中毒，当时在无药可用的情况下，多菌灵的问世解决了这一防治难题。后来多菌灵的使用范围扩至其他粮食作物、果树、蔬菜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病害防治。
这期间，仿制农药稻瘟净、异稻瘟净、克瘟散等也相继问世、投产，稻瘟病的防治也做到有药可用。再加上代森锌、代森锰等复配剂的生产，以及氟硅酸钠等在小麦锈病地区的使用等，这就为禁止生产、禁止使用创造了条件。1972年我国宣布停止赛力散、西力生等产品的生产，1973年禁止使用，一类药效好、使用方法简单，成本低的高效药剂就这样退出了“农药界”。禁用有机汞以后，根据农业病害发展的情况，又不断研究出其它高效杀菌剂，例如甲基硫菌灵、甲霜灵等高效内吸性杀菌剂，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环唑等产业化，所以禁产禁用有机汞，促进了我国杀菌剂的发展和产业的提升，也使农药工作者对蓄积性慢性毒性的认识有了飞跃。因此这是我国杀菌剂发展中的关键时期之一，也在我国农药工业发展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1973年，针对十年动乱中农药工业的发展受到干扰，生产遭到破坏，尤为严重的是，农药质量下降，原材料消耗和成本上升的这种情况，燃料化学工业部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了全国农药生产经验交流会。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农药专业会议。会上强调了支援农业的重要性，明确了农药生产和科研的主要任务，交流了搞好生产管理的经验。这次会议对稳定当时的农药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粉碎“四人帮”后，针对农药工业的状况和农业的需要，有关工厂着重进行了敌百虫、敌敌畏、马拉硫磷、乐果等主要老产品的生产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同时积极发展杀螟硫磷、杀虫脒、胺甲萘、多菌灵等新品种的生产，使我国农药工业又大步向前发展。天津农药厂、杭州农药厂、上海农药厂、南通农药厂、青岛农药厂、张店农药厂、重庆农药厂等十几个厂逐步发展成了我国农药工业的骨干企业。一些国产品种的有机氯农药研制成功并在中国有了较快的发展。60年代末试制投产的主要原药品种有：杀虫剂滴滴涕、磷胺、乙基1605、苏化203、久效磷、3911等；杀螨剂三氯杀螨砜、一氯杀螨砜；杀菌剂代森锌、福美胂、菲醌、退菌特；杀线虫剂二溴氯丙烷；除草剂2,4-滴丁酯；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
1965年，六六六产量已达到15万吨，滴滴涕产量达到8,000吨。此后，其它有机氯农药品种包括七氯、氯丹、毒杀芬、三氯杀螨砜、三氯杀螨醇等也陆续研制成功，并投入工业化生产。毒杀芬经浙江省化工研究所研制成功。投产后，福建、江西等地相继推广生产，总产量很快增加到近万吨，成为当时主要农药产品之一。1967年起，稻瘟净、异稻瘟净以及井冈霉素相继研制成功并投产，对防治水稻稻瘟病、纹枯病等病害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汞制剂停产后，这几种杀菌剂迅速发展，保证了农业的需要。其中井冈霉素是上海农药研究所从我国井冈山地区的土壤中发现的菌株，经试验研制成的农用抗菌素新品种，对水稻纹枯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所用生产工艺，发酵单位较高，生产成本较低，用药量低，药效显着，因而迅速得到推广。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由于地少人多，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加之工业基础较好，技术力量较强，原料配套条件较好，因此，新建农药厂也较多。敌敌畏、乐果、马拉硫磷、甲拌磷等一大批有机磷杀虫剂相继投产，产量提高很快。
从1959年全国有机磷农药的产量约2,500吨发展到1970年的10万吨以上，占农药总产量的1/3，成为农药中的主要品系，标志着我国农药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世纪70年代六六六最高年产量曾达到35万吨，加上滴滴涕年产量达2.5万吨左右，以及艾氏剂、狄氏剂、异艾氏剂、异狄氏剂、七氯、氯丹、毒杀芬等多种有机氯农药，年产能力和产量共达40万吨左右，这个时期，是我国有机氯农药发展的昌盛时期，也有人称为“有机氯时代”。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农药工业重新焕发生机，我国陆续研制出一批有机合成农药，70年代后，陆续投产了敌锈钠、亚胺硫磷、甲胺磷、倍硫磷、杀螟松、辛硫磷、异丙磷、西维因、害扑威等有代表性的品种，并在全国生产推广，结束了中国农药只能仿造不能研制的历史。
3 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历史转折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设想，以及农业、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药工业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一年，封闭和半封闭的农药行业开始了新的探索，加快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转折。由于“文革”的影响，当时的起点很低，1978年我国农药产量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还远远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的需要。1978年，安徽省化工研究所研制成功敌百虫可溶粉剂，这种可溶粉剂克服了敌百虫原药在水中溶解慢、使用不方便的弱点。在颗粒剂方面，陆续研究成功捏合法、浸渍法、包衣法等制造方法，相继建成了生产车间或工厂，生产的品种已有甲拌磷、杀螟丹、五氯酚钠、灭草丹等颗粒剂，产量逐年增加。胶悬剂因能使农药微粒呈悬浮的胶态，药效发挥较好，经科研试制成功，很快用于生产，多菌灵胶悬剂、莠去津胶悬剂等，已有一定产量。
1978年化工部在张家口召开了取代六六六、滴滴涕座谈会。会议分析了这类农药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加强对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品种的研发和扩大生产，以尽早停用六六六、滴滴涕等。也是1978年，为了加快发展高效、低残留农药，化工部于7月底至10月初组织氯碱及农药中间体生产技术考察团，考察了法、美、德、瑞士、瑞典等国的五硫化二磷(有机磷农药中间体)、甲基异氰酸酯及甲萘酚(甲萘威的中间体)及甲萘威、间甲酚(杀螟硫磷的中间体)、苯酚、顺酐(马拉硫磷的中间体)、邻仲丁基酚(巴沙的中间体)、氢氰酸及三聚氯氰(均三氮苯类除草剂的中间体)、二氯苯及氯甲苯等。这次考察是寻找替代六六六、滴滴涕的有机磷类及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为主要目的。由于国外大公司的技术垄断及要价过高等原因，只引进了一套1.2万吨/年的间甲酚生产技术和装置，建设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向阳化工厂。这反映了化工部为取代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在认识上的思考和在技术装备上的探索。紧接着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批准化工部关于引进农药和中间体的建议，专门批准数亿美元(要知道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是很少的)。
1979年2月底、5月初，化工部又组织了更高规格的农业化学考察团赴美国、日本、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的36家公司，主要考察了杀虫剂和中间体呋喃酚、克百威、涕灭威、甲萘威及异氰酸酯、二嗪磷、亚磷酸甲酯、吡啶、低碳脂肪胺以及除草剂、杀菌剂及中间体。此次考察的杀虫剂及中间体也多是为了取代高残留的六六六、滴滴涕而做准备。由于国际上的压力和我国农药工业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一定的农药品种生产基础，1983年在由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果断作出决定，于1983年4月1日起停止六六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仅保留天津化工厂和扬州农药厂用于出口非洲等地防治虐蚊的滴滴涕(世界卫生组织允许使用)和沈阳化工厂、天津大沽化工厂林丹(六六六中高纯度有效成分γ-体)的生产(法国等国家订货)，相应保留其提纯γ-体后的无效体六六六用于六氯苯(杀菌剂)、三氯苯(溶剂及中间体)、五氯酚钠(杀灭血吸虫寄主钉螺用药)、五氯酚(铁路枕木防腐)的生产。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药消费，而这种承包责任制也开始进入工业，进入农药领域，极大促进了农药发展，1983年我国农药产量达33.13万吨。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我国有机磷农药开发和生产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一阶段开发投产的农药品种有：杀虫剂甲基异柳磷、地亚农、蚜灭多、涕灭威、灭多威、残杀威、双硫灭多威、杀灭菊酯、甲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三唑锡等；杀鼠剂敌鼠钠盐；杀菌剂粉锈宁、甲基立枯磷、代森环、菌毒清等；除草剂草枯醚工艺改进、绿黄隆、胺草磷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乙烯利、784-1、助壮素、三十烷醇等。1983年，井冈霉素产量达300吨(有效成分)，可供1.6亿亩稻田施用，是我国农用抗菌素杀菌剂产量最大的品种。这些新品种的发展，使我国杀菌剂又向高效品种跨进了一步。在这一时期中，化学农药剂型和复配制剂开发也有较大的发展。农药的剂型有乳油、粒剂、胶悬剂、粉剂及可湿性粉剂、水剂、烟剂等，农药的制剂加工和复配农药的开发受到企业，尤其是小型农药企业的重视。到1983年底，我国原药品种与加工制剂品种的比例率为1∶3，较3年前提高了1倍。化学农药已具备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杀线虫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粮食熏蒸剂等八大类品种。
1984？1986年，我国杀虫剂年产量达18万吨，主要是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甲胺磷、马拉硫磷、辛硫磷、敌百虫、敌敌畏、乐果、氧乐果等，较快地解决了六六六、滴滴涕的取代问题。2008年2月26日国家环保部公布的第一批双高(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目录中，农药类涉及24种，包括毒蝇磷、甲拌磷、氧乐果、异柳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克百威、涕灭威、灭多威、杀螨醇、三氯杀螨醇、杀鼠灵、乙酰甲胺磷等。对其中一些品种，例如乙酰甲胺磷、克百威，21世纪以来，杂环类农药和生物农药大放异彩，主要品种有：杀虫剂Bt系列产品；杀螨剂浏阳霉素；银杏杀菌剂，植物增效杀虫剂苦参碱、黎芦碱等；杀虫剂阿维菌素、高效专用杀菌剂木霉菌等。并出现了植物、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复配的新型农药如杀虫剂苦？氯、杀菌剂檗？酮？苦参碱等，杀菌剂棉花抗生素和植物生长调节剂赤霉素等。杂环类农药和生物农药几乎占我国农药总产量的2/3。当然，在产品创新方面的模范企业很多。如浙江新安化工集团的产品品质为什么能够获得国际认可？集团副总裁兼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周曙光说：“集团一直非常注重技术创新，开创了草甘膦绿色生产路线，完成了氯元素循环、磷元素循环等多项技术，实现环保生产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竞争力。”70年来，我国农药工业走出了一条由仿制到仿创结合再到自主创新的特色之路。使中国农药业迈上一个新台阶，高效、安全、绿色、经济型农药引领中国农药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引领中国农药工业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
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农药的国际化。以浙江新安化工集团为例，早在20多年前该企业就取得了自营进出口权。历经欧美市场反倾销应诉、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等风险后，矢志不渝国际化，进军国际市场。其生产的草甘膦原药和制剂等遍布在东南亚、美、非、澳洲和东欧等100多个国家，总出口量达到12万吨/年。当然这只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药的国际化的缩影。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5月底，我国农药出口额达到32.46亿美元，同比2017年的24.40亿美元增长33.0%；农药出口量57.04万吨，同比2017年的57.16万吨下降0.2%。其中，原药出口额达到18.27亿美元，同比2017年的13.68亿美元增长33.5%；农药出口量19.10万吨，同比2017年的20.26万吨下降5.8%；其中，制剂出口额达到14.20亿美元，同比2017年的10.72亿美元增长32.4%；农药出口量37.95万吨，同比2017年的36.90万吨增长2.8%。”据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农药出口数额80.72亿美元，出口数量140.53万吨。在一个农药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一带一路”国家已遍布中国农药的足迹，10国代表的报告的一组组数据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吉尔吉斯坦90%~95%的农药都是从中国进口的，35家公司向我国出口农药，出口产品达到1,000多种。”“柬埔寨80%的农药来自中国，进口的种类涵盖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尼日利亚主要从中国进口农药制剂，每年进口6万吨左右。”“中国是农药生产和出口大国，产量的60%左右都用于出口。不只是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中国农药最多的在美洲，中国农药第一出口大国是美国，其次是巴西。”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副所长严端祥介绍，目前，我国农药出口遍及五大洲、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量已占我国农药生产总量的60%左右。农药的出口已成为我国农药生产稳步增长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农药市场。同时，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巴西、阿根廷，以及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都大量进口我国农药产品。现在，中国农药占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形成在世界农药界占有一席之地、欣欣向荣的农药业。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药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新中国是农药工业发展的基石。
4 在体制变迁中促进凤凰涅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药业的苍桑巨变折射出我国体制的变迁，从旧中国的封建、半封建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从建国之初仿照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0年来，我国完成了这两个伟大的转轨。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市场化取向改革为核心的体制创新直接促进了我国农药工业的大发展，1978年后我国农药产量逐年提高，1983年农药产量超过30万吨，1997年达到39.45万吨，1999年达到42.6万吨。
进入21世纪，农药快速发展。2000年我国农药产量64.77万吨，2003年我国农药产量86.3万吨，2005年我国农药产量超过100万吨，2007年我国农药产量173.60万吨，而到了2008年我国农药产量达到190.2万吨、2009年我国农药产量超过了200万吨，2010年全国累计生产农药234.2万吨，同比增长20.4%；累计完成了工业总产值1,644亿元，同比增长23.8%。我国现有已取得农药生产许可和登记的农药生产企业超过1,819家，能够生产600多种农药原药的农药生产大国，在世界农药发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2010年，中国农药产品累计销售额518.2亿元，同比增长20.8%。其中，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累计销售额分别为456.3亿元和62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19.9%和27.6%。生物农药销售额所占比重约为12.0%，同比仅增长0.7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农药产量264.9万吨，2012年中国农药产量354.9万吨，创了新高；2013年319.0万吨，2014年中国农药实现产量374.4万吨，2015年中国农药产量374.1万吨，2016年全国农药产量为377.8万吨。可以看出，从100万吨到翻番仅仅是4年时间，2011年后，我国农药业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农药上量很快，表现在产量大、企业多，从业人员多等方面。我国从2006年起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农药生产国。产量方面已经毋庸置疑，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农药产量由69.6万吨增长至319.0万吨，增长了3.58倍。到2017年，中国化学农药原药产量294.1万吨，2018年农药负增长，产量为208.3万吨。国家级农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国家农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生物农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字头平台领军行业，我国新化合物合成能力已达到3万个/年，筛选能力达到6万个/年，创新性成果产品不断出现；等等成就说明，没有新中国成立的70年，就没有今日农药行业为之一新的好局面。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7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药业拥有一批技术过硬的队伍，总产量也由解放前的几千吨发展到2018年的200多万吨，产量不断增加、品种不断增多，质量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农业的大发展，农药消费量也不断攀升。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已是世界农药生产大国，目前我国已有农药生产企业2,2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00多家。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年销售额在5亿元以上的农药企业达79家，10亿元以上的农药企业有50家，30亿元以上的企业有10家。我国已有农药上市企业50家，能够生产600多种农药原药，农药产量已占世界的1/3以上，堪称世界农药生产大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农药行业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市场化生产、供应体制基本确立，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业体系；自主化参与国际化竞争能力不断增强；行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保持民族工业主体地位的同时，还保持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地位。目前，中国很多农药企业采用的工艺、设施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出现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质量管控严格，产品性价比高，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用户欢迎。70年来，中国的农药管理法规政策、技术、方法等都有很大进步和发展，从1983年开始，我国淘汰高毒高风险农药的步伐不断加快，已淘汰43种高毒高风险农药，限用23种农药，促进中国农药行业的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自2015年起，中国发起的两减行动，2017年6月1日，我国新的《农药管理条例》开始执行。农业农村部配套推出了六个方面的管理规章，同时制定了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详细的登记评审资料要求。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农药同仁凭借胆识和智慧，用一个又一个新纪录不断带给人们惊喜与振奋，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行业壮大成今日庞大中国农药阵容，创造出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图强”的发展奇迹。可以说，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就没有现代强大的农药工业，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5 在总结借鉴中奋斗新时代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农药工业迅猛发展的70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药业走过的曲折之路，犹如揭开中国农药业这70年的每一页，历史发展的厚重让我们无法完整地勾勒出产业清晰的脉络，但我们愿意站在这历史的交汇点，去探寻、铭记、思考农药业发展中的每一个光影，为处于调整阶段的中国农药业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新中国成立70年来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辉煌篇章，也谱写了一曲新中国农药发展的赞歌。回顾农药工业70年变化历程，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就没有今日之现代农药工业！7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农药人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农药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70年来，中国农药工业弥足珍贵的成绩和经验，必须认真总结借鉴、发扬光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体农药人正式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我们进入了新时代，开始了奋斗新时代的新征程。但农药行业也面临着进入新时代后的种种挑战。就以市场为例，绿色生态环保安全的严厉要求、农药负增长以及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不断涌现，对于农药生产与经营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各类家庭农场87.7万家，其中纳入农业部门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44.50万家；农民合作社193万家；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115万家，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组织22.5万家；各类龙头企业13万家。如何面对各种新的农业经营形式不断变革带来的农药市场供应保障服务体系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以前70年历程中所没有的，没有经验可循。还有农药从传统仿制到自主协同创新体系以及产业生态化亟待推进；再有互联网+农药和绿色农药发展、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精准用药等等难题在奋斗新时代的过程中亟待破解。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总结借鉴70年农药发展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大胆创新，解决新时代奋斗历程中新问题，取得新成就。“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回首过去，我们秉承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展望未来，我们壮怀激越、勇毅自信、创新前行。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树立绿色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发展好我国农药工业，以优异成绩敬献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注：文中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以及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等公开发布的历年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