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农药对环境生态、农产品安全没有影响，但价格相对偏高，难以与化学农药相抗衡，期盼政策援手。
“解决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根本在于从源头上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尤其应大力推广安全绿色的生物农药。”国务院参事、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会长刘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生物农药企业没一家赚钱
“目前国内做生物农药的企业，没有一家是靠生物农药赚钱的，业内企业基本上都是依靠其他产品盈利来弥补生物农药的亏损。天惠也是如此。”武汉天惠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唐宏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唐宏泉介绍，由于对生物农药认识上的不足，加上市场机制等原因，近年来国家对于生物农药的推广力度不断弱化。目前，我国生物农药的销售额占农药销售总额的比例3%左右，在品种和用量上，都和欧美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
据不完全统计，生物农药年销售额在8亿—10亿元，而生产企业多达240余家，规模较大的仅有四五家，生产企业同质化严重。这样的产业布局，造成了生物农药企业处于举步维艰、惨淡经营的境况。
除此之外，武汉武大绿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宜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生物农药自身存在的药效反应慢、价格不低、技术要求高等特点，以及作为农技推广主力的三级农科网出现“网破、桥断、人走”的现象，也是导致生物农药推广和应用日渐艰难的重要因素。
尹宜农告诉记者，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或其代谢产物来控制有害动物、植物种群或减轻其为害程度的方法。与化学农药相比，生物农药具有三方面优点，即：选择性强，对人畜安全；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可循环利用，降低碳排放。与此同时，生物农药还存在一些自身局限，诸如靶标病虫范围比较小，使用技术要求较高，药效发挥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速效性普遍差，价格相对偏高，货架期较短等，难以与化学农药相抗衡。
刘坚告诉记者，从农民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来说，由于使用生物农药和化学农药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终端无法识别和区分，导致无法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也极大地挫伤了农民主动使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此外，农民使用化学农药的习惯性，也是生物农药推广中的重要难题。
现行评价体系不利于生物农药推广
据记者了解，化学农药在防灾的同时，留下了环境污染和农产品农药残留等隐患，而生物农药是对自然界固有的生物链中有害生物的自控因子加以利用，对环境生态、农产品安全没有影响。
“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的核心是控制和调节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在经济危害水平之下，而不是把有害生物彻底灭绝，保护整个生态环境而不仅仅是保护植物。”尹宜农告诉记者，当前，生物农药采用与化学农药同样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即病虫害死亡多少和死亡快慢，这使得生物农药能长期控制有害生物群在较低密度水平和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优点无法体现，同时放大了生物农药起效慢、杀菌杀虫谱窄等特点，导致全社会对生物农药认知的偏差。
企业期盼政策援手
“国家对于生物农药的政策在倒退。”唐宏泉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1998年以前，国家对于像生产井冈霉素这样的生物农药品种是不征增值税的，但2009年，天惠公司仅增值税就比利润高出许多。
除此之外，有关管理部门收取的各种规费也为众多生物农药生产企业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一个农药登记证，多则上百万，少则40万—50万。像我们企业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取得了乳油制剂的农药登记证，而工信部门却在去年突然取消乳油制剂的准产证(农药生产许可证)，不允许生产了。”一家生物农药企业负责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乳油制剂农药也是允许生产的，只是对助溶剂的使用做出了严格规定。
“现在我们越来越关注生态平衡，认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应保护和恢复重建人类和谐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刘坚表示，国家应该设立专管生物农药登记机构，并加大对生物农药的财税政策扶持，诸如实施减免增值税政策，生物农药下乡享受农机、家电、建材等下乡同等优惠政策，予以财政补贴等。
（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