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如何追赶上发达国家

    生物药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高回报且十分依赖基础研究的特点。 

    生物产业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它对工艺的依赖性低，对基础工业的要求相对较低。中国的生物学研究与国外的差距相比较其它学科而言又相对较少，因此，生物制药产业所有的技术体系，可能有利于中国的追赶。为此，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对影响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创新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差距 

    我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生物制药产业中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尽管因政府的直接支持作用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且产生了一些难得的技术机会，但在新药审批、药品价格管理、税收政策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企业不断创新的环境。其次，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稳定结构已经形成，但在其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主要是大学和公立科研机构。少数企业也占有重要位置，但仍与其曾经是公立科研机构这段历史有密切关系。整个网络的特点是总体规模小、网络节点之间联系的密度低，游离于网络之外的企业远远多于参与到网络之中的企业。第三，知识产权制度还不能有效地保护创新者的权益，使这一产业出现了无序的恶性竞争状态。第四，风险投资的缺失、投资者急躁的心态，使这些企业难以渡过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瓶颈。第五，中国生物制药产业所具有的一些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例如，中国巨大的潜力在国内市场并没有转化成现实的购买力；海外大量优秀的华裔科学家，虽对中国生物制药产业有帮助，但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生物产业的重要力量。 

    PEREZ和Soete（1988）认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要有一个良好的技术机会。1987年，  得益于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候云德院士发现α-1b，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创造了机会。1989年，中国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诞生。中国第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成立。目前我国已经研究成功21种基因工程疫苗和药物，如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等。其中有3种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还有许多品种正处在临床试验阶段。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共成立了70多家生物制药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在内）。中国生物制药全行业的年销售总额在2002年达到了30亿元人民币，现在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年销售额超过一亿元的企业不超过5家。中国的生物制药是一个极其弱小的产业，全行业年销售总额的规模仅仅相当于国内一家上市制药公司的年销售额。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现有的70家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合计仅有20余种，产品种类大大少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现在国外已经批准150多种生物技术药物上市，国内还只能生产20多种产品，在新产品开发上表现出明显的停滞态势，与国际上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非常明显。 
 
从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已公开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来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检索了我国生物制药企业从1994～2003十年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全部文献，合计发表的相关论文200篇左右，平均每家企业不足3篇。截至2004年7月1日为止，我国全部生物制药企业合计申请专利仅60余项，平均每家企业只有不足1项。能够生产3种以上生物技术药物的企业仅有10家左右。大部分企业产品单一，极度缺乏新产品开发和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政府的补贴作用与局限性 

    1.对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研究活动的支持与技术机会 

    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基础是由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奠定的，而两者的研究项目都是在政府资助下完成的。资助渠道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等。从其成立至今的20多年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资助都占其资助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中，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重点实验室数量在7大科学领域中居于首位，占总数的23.5%。由科技部推行的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中，生物技术占民用领域经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除一系列新产品以外，在863计划资助下，初步建立了一批平台技术，研究开发了12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肠杆菌、酵母、昆虫细胞等新的基因表达系统和基因表达元件，改变了我国在基因工程领域中“进口元件、国内组装”的落后局面。 

    2.对新企业的创办和成果商业化的支持 

    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国相当多的生物企业都是由大学、公立研究机构或其科研人员创办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学研究所，在侯云德院士领导下创办和参与创办了6家生物制药企业，并且是多家生物制药企业的技术源头。 

    由于当时中国缺乏风险投资，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直接支持成为了许多企业最初的发展资金。中国第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  科技部在推行863计划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也采用了积极推进的做法。科技部通过与863计划相衔接的产业化计划，持续资助了生物制药产业化的不少项目，火炬计划即是其中之一。 

    从1999年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连续4年组织实施了生物技术产业化专项，安排资金近20亿元，吸引社会投资140亿元，支持了140多项生物技术产业化项目。发改委支持下的生物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投资强度较大，最高的项目可以获得1千万元乃至更高的经费投入。 

    总的说来，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支持较多，但由政府机构尤其是中央政府机构直接参与创办的企业很少。 

    3.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对生物制药企业制约作用
相当多的企业管理者认为，尽管政府的直接资助对生物制药企业的初创阶段很有帮助，但这并不是生物制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制度环境因素更为重要。 

    最近几年来，由于医疗体制和医药流通环节的问题，造成中国药价过高。1999年至今，发改委出台了16次强制性的药品降价措施，客观上使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少。2002年，国家出台了药品招标的政策，其中包括原研药和非原研药的不同定价政策，客观上大大有利于跨国制药公司，而限制了本国企业的发展。甚至对跨国公司根本没有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药物也叫原研药。这完全是对跨国公司的一种超国民待遇。 

    除药品价格体系外，国家的税收制度、药品审批制度、医疗体制都对我国生物制药企业产生种种不利影响。因此，虽然发改委、科技部都有旨在促进生物制药产业发展的专门政策与资金，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政府部门相应的政策支持，没有相互各种制度之间的衔接与协调，这种以单个部门的努力为基础的产业促进政策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许多被访的企业家反映，现在中国企业开发创新药物时面临的问题是国家药品评审速度太慢，而且存在药品评审人员一味以国外研究为准绳的现象，使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又多了一重障碍。 

    因此，产业界的人士普遍认为，政府机构如果能从改善宏观的制度供给入手，对生物制药产业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好于直接通过各种项目对企业进行资助和支持。 

    三、弱化的知识产权：促进了扩散，阻碍了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国家生物制药产业生存的生命线。国外的一个专利药可以有几亿美元的销售额，就是因为有专利的保护。 

    中国在1984年才正式建立专利制度。干扰素а-1b的技术发明并没有申请专利。益处在于导致许多类似企业的产生，是一种快速的技术扩散。不利之处是由于没有专利保护，行业进入门槛很低，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很多的生产同一产品的公司。如今，生产干扰素的企业有31家，总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还不到4家。生物产业的发展缓慢，与我们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概念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弱化相关。 

    我国知识产权的一个进步是国家允许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以商业化的方式利用在国家支持下获得的科研成果。并开始放弃科研成果无偿推广的做法，鼓励建立技术交易市场。这一知识产权使用权的转移，是中国生物制药公司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 

    四、谁在创新：大学、研究所还是企业？ 

    大学和公立科研机构在我国的生物制药产业中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a）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b）以出售技术和创办衍生企业的形式进行技术扩散；c）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下面我们将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对上述作用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大学或公立科研机构创办生物制药企业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在全部70多家生物制药企业当中，约有三分之一强的企业是由大学或公立研究机构参与创办的。其中，一家最为突出的研究机构曾参与创办了六家生物制药企业，这家研究机构在下面的合作发表网络中也占有较重要的位置。大学和科研机构通过创办衍生企业（spin-off）和出售技术这两种技术扩散形式，成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网络中的技术来源和重要节点。

 为考察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在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通过检索数据表明，合作发表对（那些有文献发表的）生物制药企业来说，是一种常见的情况。但合作申请专利却是非常少见和例外的，这似乎表明企业在有意识地避免这种情况。深入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各个企业公布的有关其合作活动与合作伙伴的信息，在合作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大体上也是这几家大学和科研机构。 

    Nelson曾指出，尽管大学和研究所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创新在产业。这一说法也适用于中国的生物制药产业。 

    近几年，尽管由于国内的研发水平低而产品专利数量很少，只有3个基因工程药物有中国人自己的专利，但企业在工艺方面的专利在不断增加。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在生物制品流程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有这种创新的动力。深圳科兴生物制品公司是中国最早的干扰素生产厂家，临床实验、医院推广的工作都是他们做的，并推动1000多篇相关论文的发表。在深圳科兴公司产品中试放大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独特的工艺方法。干扰素工程菌的表达水平提高得比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要快得多。如今，这些生物制药都在产品的工艺方面进行了专利申请，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华大基因已经申请专利60多项，已获授权5项，基本上都是制备方法的专利。 

    但在政府的项目投资中，重点基本上在大学和研究所。863计划推行一段时间以后，在计划参与主体的政策上进行了调整，鼓励企业与公立研究机构、大学进行联合申请，也鼓励企业独立申请。同时，“863”计划增大了向产业化环节的投入。因此，近几年来企业在863计划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现在中国生物制药产业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企业，大多接受过863计划的资助和扶持，如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的企业还接受过863计划两个以上的项目资助。但是在我们的访谈中，产业界的人士仍然抱怨并尖锐地指出，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从学术界挑选专家组成员进行项目评审和验收，而这些专家们对生物制药的产品研发和生产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却知之甚少。因此，如何吸收产业界的专家们进入政府的专家组，是一个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 

    五、新企业的融资：投资企业但不投资创新 

    在生物制药企业中，一直有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科学家在企业中的地位会不断下降，而资本家的地位会不断上升。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北京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的创始人，从1996年企业创立至今，他一直担任企业的总负责人和技术主管，除企业大股东的初始投资以外，他的企业没有吸收过新股东入股。2004年9月，他的企业成为国内第一家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生物制药企业，也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家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企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道：企业创始人失去自己企业的股份，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与我国法律规定中的不利因素有关。如果不靠企业自己，只靠从外部引进资金的话，这种结局在所难免。 

    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对新技术感兴趣的大企业经常是新技术公司的投资者。风险投资公司对生物产业的重视不如对IT产业。因为生物产业的投资回报期要比IT长得多，但不等于说对生物产业不感兴趣。
风险资本在我国生物制药领域内的投资非常少，在业内影响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就是1995年汉鼎亚太对我国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700万美元的投资。后又追加过投资。十年来，汉鼎亚太也没有找到资本退出的合适机会。这笔投资已经慢慢地失去了风险投资的性质。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在中国生物制药领域内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尝试，1997年，由IDG集团创办的广东太平洋创业投资公司向深圳华生元进行过一次投资，后来这笔投资很快退出。 

    因此，总体上看来我国生物制药产业获得的风险投资非常少。但这并不一定是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包括国内上市公司、香港公司以及一些外资企业的投资。这其中尤以国内上市公司的表现最为活跃。到目前为止，我国70多家生物制药企业中有30多家曾经或者正在被上市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股，这些投资活动中大约半数是上市公司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行投资参股或控股，上市公司直接投资创办生物制药企业的情况也占到大约一半。上市公司在生物制药产业中活跃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风险资本不足给生物制药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此，风险资本的缺乏是否真的构成了对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发展的严重制约？从上市公司投资生物制药企业的具体情况来看，对生物制药项目非常热衷的投资方并不缺少。但真正缺少的是意识到该行业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有足够耐心、能进行长期投资、认真培育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投资人。 

    六、讨论和结论 

    中国政府和社会对生物医药产业给予了巨大的投入支持，并找到了难得的技术发展机会。经过不懈努力，尽管中国生物产业在论文发表上与国外的差距在缩小，生物制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但产业的总体规模仍非常小，在产品创新这一层面上，中国生物产业与国外的差距在拉大。 

    为改变这一局面，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对生物制药产业的网络发挥如下作用：  a）除对企业进行直接的补贴资助以外，更应从改善制度供给的角度入手，具体而言，应从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生物新药的审批、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着手，解决企业创新的产业环境问题，为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较好的环境和制度背景，这一点才是中国的生物制药产业最急需的发展前提；b）制定更为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引导大学、公立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只有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加强创新环境和制度的建设，才能使生物产业赶上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