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悦英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１２月９日，“阿加西”（化名）又一次从广州飞赴北京。这是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对首都的第三次造访。
“阿加西”是广州番禺反对当地垃圾焚烧项目上马的一名志愿者，他这次赴京，为的是参与一档电视访谈节目的录制，节目的主题是求解城市垃圾困局。除了上节目，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垃圾问题关注者等人士进行交流，更是“阿加西”这几次来京的“必修课”。
毫无疑问，在中国多个地区的民众鲜明地表达了对于垃圾焚烧的反对之后，何种垃圾处理方式能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真正实现无污染和资源化利用，垃圾处理产业目前境况怎样，又该如何发展，需要政府、专业人士和公众的共同探讨。
“吃皇粮”的垃圾处理行业
１２月４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随环保ＮＧＯ项目“自然大学”实地走访了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楼垃圾转运站、大兴区的南宫堆肥厂和安定填埋场，了解了垃圾处理行业的经营现状。
这三类地点，正是垃圾在被民众丢到垃圾桶之后，其旅程的最后三站。
马家楼垃圾转运站负责人石桂祥向本报记者介绍，该站的主要业务是对原生态垃圾进行分类，分类的原则是种类和大小，粒径在８０毫米以上和１５毫米以下的，送往垃圾填埋场，前者直接填埋，后者则作为垃圾场的覆盖土；粒径在１５毫米—８０毫米的，则送往堆肥厂堆肥。“目前直接填埋的占总垃圾量的４５％左右，根据季节不同，高的时候可占到５０％—６０％”，石桂祥说，该站垃圾的日处理量目前在１６００吨左右。
“堆肥厂的目的就是将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南宫堆肥厂工作人员高兴卓告诉本报记者，垃圾经由隧道有氧发酵、后熟化区、最终熟化区三层处理后，粒径在０—７毫米的，制成肥料；７—２５毫米的，用作填埋场的覆盖土；大于２５毫米的，直接送到填埋场填埋。“运到我们这里４０％—５０％的垃圾都用来堆肥。”高兴卓说。
填埋场是垃圾的最终归宿。安定填埋场相关负责人刘秀常对本报记者介绍，该填埋场１９９７年建成，规划使用年限１４年，但如今原定４０米高的垃圾山已经填到了３０米的位置。去年，安定填埋场开始了二、三期扩建，新场区面积２７．６公顷，设计高度为７０米，已经开始使用。刘秀常介绍，安定填埋场主要填埋来自北京市宣武区、丰台区、大兴区、门头沟区的垃圾，现在的日填埋量已经达到２０００吨。
城市垃圾数量在增长，种类在增加，不论是分类、无害化处理、还是填埋等环节，垃圾处理的工作量和难度都明显加大。谈及垃圾处理行业的业务运营，上述三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都是靠政府吃饭的。”虽然南宫堆肥厂有一部分因肥料畅销而获的收入，安定填埋场也有一个正在运行中的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成功申请到ＣＤＭ项目，ＣＥＲ（核证减排量）也已签发获利，但他们仍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其运营恐难以为继。
２００７年，北京市政管委核定，北京市垃圾处理基准费用标准为１５３元／吨，垃圾处理经济补偿费用标准为５０元／吨。“垃圾处理行业只能是公益性质”。北京市环保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垃圾处理耗资高，回收少，只能由政府作为公益事业扶持。
垃圾处理产业的方向之争
综合信息显示，除了已经有民众明确反对的几个地区，吉林、山东、河北、湖北、福建、海南等地，也都有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规划。如果没有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等专家的呼吁，如果没有北京六里屯、苏州平望、广州番禺等地民众的反对，垃圾焚烧炉在今天的中国或许已经遍地开花。
反对意见认为，除了从环保角度看，垃圾焚烧是将固体废弃物填埋的污染转化为更大量的气体污染（１吨垃圾焚烧后，将生成４０００立方米—７０００立方米废气），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二恶英等７０多种对人体健康有巨大威胁的潜在污染物，燃烧后形成的原物体体积一半左右的灰渣也是危险废物之外，从产业角度说，垃圾焚烧也不是经济的选择：
按照中国国情，建设一座大中型焚烧炉一般需要１０亿元人民币左右，建成投产后的处理成本需３００元／吨左右，建设费用和运行费用高昂，一般城市难以承受。同时，焚烧炉运行中需要频繁更换过滤吸附类材料也要花费大量开支，还会由此造成操作随意简化的漏洞，带来环境健康的重大隐患。把大量有用的资源白白烧掉，也违背了循环经济的大原则。
尽管如此，顶着“反烧派领军人物”头衔的赵章元，也并未将垃圾焚烧一票否决，他对本报记者说，在前期充分做好回收资源化利用（这部分应占垃圾总量的９０％）、焚烧过程中控制环境污染、不浪费资源、人员确保严格操作等前提下，远离人群，焚烧炉先到示范区进行３—５年的实践检验，当充分证明对民众健康无影响时，还是可以考虑在城市中立项建设。
在垃圾焚烧之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垃圾处理产业的另一方力量也在潜滋暗长，在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理的综合利用方面开辟了新航道。
比如广州一家公司倡导垃圾分类：企业将为居民提供垃圾桶和分类袋各一个，并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企业派人每周定时上门回收或电话预约回收分好类的垃圾，居民参与将获积分记到相应的便民服务卡上，积分可兑换日用品，很受欢迎。
而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所试点学校，北京一家公司的厨余垃圾处理技术使该校的厨余垃圾完全就地实现了环保处理，不需再运往垃圾站。
类似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尚不算多，多数是民营企业。在目前的垃圾综合利用处理技术中，不少企业前端的垃圾自动分选技术正在趋于成熟，无论是利用振动分选、磁选、风选、筛选、比重选等方面，还是在自动化程度方面，技术水平均有很大提高。整体看，垃圾综合处理仍在积累阶段。
“垃圾综合处理可能将花费不菲，但其创造的效益应该会高于目前的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是填埋还是焚烧，相对而言，效率和效益都不高，应当在实现垃圾源头减量化的前提下，探寻新的垃圾危机应对之道。
垃圾处理产业未来的方向
北京安定填埋场的ＣＤＭ项目，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组织授权机构核准的ＣＤＭ项目，在中国进行了环保和经济收益的良好的尝试。
而对于前端分类，“如果每个人都能把垃圾分类做好了，转运站也可以做点别的了。”石桂祥说。
对于垃圾问题处理的症结，赵章元认为，这在于一些人盲目的长官意志已经远远落后于民众认识，也在于绑架了长官意志的利益集团。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赵章元看好中国垃圾处理产业在综合利用处理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他认为，其中有巨大商机：先把垃圾分类，再将不同类别的垃圾利用起来。“这是未来的方向，政府应适当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已有的例子是，德国的垃圾处理企业能提供从收集、运输到再利用的一条龙服务，一家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可达２５亿欧元。
但在中国，垃圾综合利用仍有一些技术关卡需要突破。垃圾综合利用处理的难点，主要在分类回收处理技术及成本方面。
垃圾分类是垃圾综合利用的前期基础性工作，分好类对于综合利用十分方便，但垃圾成分十分复杂，涉及到众多行业的多种处理技术，往往出现断链环节。处理成本方面，用垃圾做原料生产产品常常会提高成本，如果简单地推给企业去做，难免由于成本问题而流产。
实施技术方面，以制肥技术为例，经分选后的有机生物质部分均能作成肥料，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厌氧发酵法，好氧发酵法，高温水解法等。方法各有特色，自动化程度各异，产品肥效差异较大，目前遇到最突出的发酵气味和肥效两个问题。
赵章元认为，在垃圾处理过程中，要把环境作为资源看待，将垃圾处理成本记入产品成本，生产者要负责回收再利用，他强调，管理部门要转变环境观念，提高重视程度，由政府出台具体政策支持。在政府监管到位的前提下，厂家回收处理自己废旧产品的积极性、垃圾分类后的去向、垃圾分类的开销等一系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也是垃圾危机获解的最终途径。实际上，这一过程，也将是一场冲破旧观念、渡过生态危机的绿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