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生物质能的开发将列入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但是，我国生物质能的开发曾经存在“与民争粮”、“与民争地”的争议，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我国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的前景和挑战如何？就这些问题，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十中。
中国证券报：目前我国的生物质能在可再生能源中占比重不太高，您如何看待生物质能在可再生能源中的地位？
李十中：先看一组数据，美国预计到2035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将发展到5886.5亿千瓦时，占其发电量增长的41%，其中，生物质占比为49.3%，其次是风力发电，为37%，光伏发电为4.2%，地热发电4.8%，垃圾发电为4.7%。由此可以看出，生物质有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中“挑大梁”。我国未来也应该充分开发生物质能源的潜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您认为生物质能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哪一种？
李十中：生物燃料是生物质能源重要的利用方式之一，包括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原因是无论从能源安全还是减排温室气体方面考虑，用生物质替代石油都是国际能源发展战略的重点。国际上公认生物燃料将替代30%的运输燃油，主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
2009年全球生物燃料的产量为7219万吨，减排1.235亿吨二氧化碳，其中，燃料乙醇产量达5859万吨，生物柴油产量为1360万吨，其他汽油占比为5.4%，减排3590万吨二氧化碳。对我国而言，生物燃料能够拉动农林产业，有利于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
中国证券报：您如何预期我国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趋势？如何解决开发生物燃料时面临的“与民争粮”、“与民争地”的尴尬？
李十中：我国能源结构中，石油紧缺，对外依存度已经上升到51.3%，应该大力支持生物燃料产业发展成我国有经济竞争性的新型战略产业。
从技术上来看，我国已经成功实现了燃料乙醇原料的转型，从玉米等粮食原料转为木薯等非粮原料，在广西建成年产20万吨木薯燃料乙醇工厂。虽然由于还未建立起非粮原料供应体系造成成本偏高，但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农业效益后，木薯燃料乙醇利大于弊。
此外，我国1.5代生物燃料技术已经国际领先，清华大学开发的ASSF法生产甜高粱杆乙醇技术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特弘生物有限公司工业化实验成功。
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发展生物燃料是利用耕地以外的边际土地，并不会“与民争地”，这里需要澄清对生物燃料的认识误区。
不仅如此，发展生物燃料还能“储粮于地”，在粮食紧张时使用这些改造好的边际土地从生产能源转向生产粮食，不仅不会影响粮食安全，反而会促进粮食安全。
中国证券报：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生物燃料行业存在哪些挑战？
李十中：我国生物燃料产业虽然实现了原料由粮食向“非粮”的战略转移，但依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非粮原料供应体系有待建立，能源农业机制比较滞后，我国需要通过示范、推广，建立起从种植、收获、储存、运输的生物燃料原料供应体系；其次，生物燃料产业缺乏科技支撑体系；第三，现有定价机制和扶持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