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学者眼里，大量生产生物质能源是造成玉米短缺进而导致我国今年粮食价格大涨的罪魁祸首。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认为，发展生物质能源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并不矛盾，我们应当走出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测，我国今年的玉米产量将再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4900万吨。然而，国内玉米价格并没有受到这个利好消息的影响，仍然一路上扬。
今年9月2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一份紧急文件，文件指出，不再建设新的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玉米深加工项目。
这份《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发展玉米深加工业可能导致粮食供求关系和粮食价格波动的风险。这就把导致粮食涨价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玉米乙醇产业。
就在此前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要严格控制油菜转化生物柴油项目。
积极发展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一直是我国石油替代能源战略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100美元／桶的关口前徘徊的微妙时刻，玉米和油菜加工项目被叫停，这是否意味着经过几年实践后，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战略方向发生了变化？
生物质能产业：国家政策意在推动而非限制
国家林业局准备将两亿亩林地用于生物质能源开发。
木薯具有极大的能源开发潜力。
石元春在观察甜高粱的生长情况。
石元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家叫停粮食乙醇的生产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战略发生了改变。
“公众和媒体在关注国务院叫停玉米乙醇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后面还有‘鼓励非粮乙醇’这句话。事实上，发展生物质能源与保障粮食安全之间并不矛盾，这实际上是在推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而不是限制。”石元春说。
两大认识误区
20世纪末，我国粮食连续5年丰收，时任总理朱镕基将粮食称为“甜蜜的负担”。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粮食轮换机制，库存压力极大，出现大量陈化粮，仅黑龙江一省粮食管理费用就达几十亿元，这促使中国思考如何在粮食与能源之间搭建桥梁。
2000年，为解决大量库存粮积压带来的财政重负和发展石化替代能源，朱镕基总理作了7次关于发展燃料乙醇的批示。
2001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了示范推行车用汽油中添加燃料乙醇的通告。随后，相关部委联合出台了试点方案与工作实施细则。
石元春告诉记者，虽然他本人一直不支持粮食乙醇的发展，但他也认为，在当时陈化粮积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玉米深加工产业发展非常迅速，陈化粮很快告罄，我国也出现了粮食结构性短缺现象，玉米价格从2006年底起连创新高，甚至超过了小麦价格，粮食整体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
“但是，把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都归咎于玉米乙醇产业的发展绝对是一个重大误解。”石元春说，“实际上，玉米深加工中只有不到4%的玉米用于生产乙醇，绝大部分的玉米深加工是生产淀粉和饲料，不能把矛头都指向玉米乙醇。”
石元春介绍说，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玉米总产量为1.4亿吨，淀粉加工用1300万吨，食用酒精590万吨，玉米乙醇300万吨。玉米乙醇仅占玉米总产量的2%。吉林省是玉米生产和加工大省，也是在此次玉米乙醇问题中受影响最大的省。2005年，吉林省玉米总产量1800万吨，用于加工的650万吨，其中用于燃料乙醇的是90万吨，占5％。
另外，近年来东北玉米外调减少，江苏、浙江等地饲料告急。石元春认为这也不能归咎于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事实上，这是正常的市场调节机制，东北不可能只做一个原料输出地，而不发展自己的深加工产业。
石元春激动地说：“强迫东北输出原料是不公平的，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固有思维，凭什么东北只能卖玉米，不能直接卖淀粉和饲料啊？”目前，玉米深加工业已经成为吉林省仅次于汽车和化工之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在玉米产业中，农民得到了大量的实惠。
实际上，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完全可以做到不依赖粮食，主要原料可由农林业、加工业、城市有机废弃物及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能源植物来提供。石元春给出了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可用于生物能源的生物原料资源如果都能成功转化，大约相当于9亿吨标准煤，利用薯类和甜高粱等非粮作物每年就有上亿吨的生物乙醇生产能力。
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是我国启动循环经济、起步迈上生物质经济的开始，利用农林生物质资源发展生物炼油是贯彻我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途径。近中期大力推广生物质能源，可以代替一小部分石油产品，可以缓和石油进口的增长，提高能源安全度。
优势在于利用形态
随着人类的不断开采，带来大量温室气体的化石能源的最终枯竭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开发更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石元春认为，生物质能源以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有机垃圾等农林废弃物和环境污染物为原料，使之无害化和资源化，将植物蓄存的光能与物质资源深度开发和循环利用；利用边际性土地和水面种植能源植物，以增加土地和水面对太阳辐射能量的吸存，堪称循环经济的典范。
而且，正在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源在化学分子构成、能源利用形态上均与化石能源非常相似，它在不必对已有的工业技术作任何改进的前提下即可以替代常规能源，对常规能源有最大的替代能力。
由于煤和石油都是生物质经过长期转换而得来的，所以生物质是化石燃料的始祖，被喻为即时利用、没有污染的绿色煤炭。正因为这样，生物质的特性和利用方式与化石燃料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常规能源技术开发利用生物质能。但与化石燃料相比，它的挥发组分高、炭活性高，含硫量和灰分都比煤低。因此，生物质利用过程中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的排放很低或较少，并且可以做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从最终利用的能源形态看，生物质能源有着与化石能源完全一致的利用形态。因此，在所有新能源中，生物质能与现代工业化技术和现代化生活有最大的兼容性。
另外，从能源存量上看，生物质能仅次于三大化石能源位列第四，存量丰富且可再生，具备很大的发展前景。
开发利用方兴未艾
生物质能源战略已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重要能源战略。在化石能源渐趋枯竭、环境压力日益沉重、需求和油价持续上涨、世界能源资源争夺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寻求可再生清洁能源和能源的多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大势。
上世纪末，欧美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美国、欧盟、日本、德国、瑞典等国家和组织都制定了加快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时间进程表。2005年，全球燃料乙醇的产量已超过3000万吨，生物质供热发电、成型燃料等已经商业化运行。
石元春介绍说，美国提出了“30-30计划”，即到2030年美国运输燃料的30%将以生物燃料替代（2004年美国消费石油9.5亿吨标油，约70%用于运输燃料）；欧盟委员会最近也提出了“20-20计划”，即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将占整个欧盟能源消耗量的20％，其中生物燃料占运输燃料的比例要达到10％以上。与此同时，日本制订了“阳光计划”；印度制订了“绿色能源工程计划”等。
我国推动生物质能源发展的规划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2006年9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林业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发展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在风险规避与补偿、原料基地补助、示范补助、税收减免等方面对于发展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化工制定了具体的财税扶持政策。
打造中国的秘密武器
在众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中，生物质能源的规模化开发无疑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耕地不到0.1公顷，要完全以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质燃料油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国有11608万公顷边际性土地可种植甜高粱、木薯、旱生灌木等能源植物，具有极大的能源开发潜力，年产能源潜力极大。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将孙子兵法上说的用在农业上，就是以“正面兵力”部署于初级农产品生产的主战场，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这是涉面广、难度大、见效慢和长期性的基本功。而生物质产业则从原料到产品，从资源环境另辟蹊径，在一个新的突破口上出奇兵，干净利落地取得制胜战果，可收一箭三雕、全盘尽活之效。
石元春认为，我国有两种作物可以成为生物质能源的秘密武器。
第一种是甜高粱。甜高粱对土地条件要求低，盐碱地、沙荒地都可以种，水的利用效率也高。甜高粱秆糖度为14%，可以直接利用榨取糖分进行酒精发酵，加工工艺比淀粉乙醇简单，糖分发酵后就成为酒精。其加工成本也比较低，比玉米乙醇大约低30%。
第二种是薯类，主要是木薯和甘薯。我国是薯类大国，种植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2/3。我国薯类现在主要用来做饲料和淀粉。石元春说：“薯类在国际上是不属于粮食类的，但在中国，收成不好时它也被当做口粮，并按5∶1的比例列入粮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薯类已经不属于粮食范畴。”
对于薯类的深加工是否会影响饲料的供应问题，石元春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使用薯类制取乙醇，只是利用了其中的淀粉糖，其剩余物中还有大量的木质纤维素等营养物质仍会以饲料和肥料的形式进入土壤及生物质的循环系统，这才是真正的综合利用。”
石元春乐观地预计，如果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仅甜高粱和薯类这两种非粮作物每年就可以提供1亿吨乙醇。
因此，生物质产业能够利用我国丰富的农林废弃物和非农田为原料和基地，生产市场前景广阔。与环境友好和高附加值的能源及生物化工产品一道，既能解决我国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能增加农业和农民收入。
由此看来，发展生物质能源，能够直指中国三大世纪难题——“三农”、环保、能源。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产业可做到不争粮、不争地，在缓解中国能源紧张和环境压力的同时，拉动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创造奇迹的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是个敢于创造奇迹的国家，相信在近一二十年里，生物质产业也会创造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对此，石元春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