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永苏院士举止谈吐间总带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翻拍）
1981年12月甄永苏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研究室主任Weber教授合影。 （翻拍）
在实验室进行科研，是甄永苏院士每天生活的最重要部分。（翻拍）
甄永苏院士在他的办公室与记者谈他对事业的追求、谈他对家乡的情怀。
人物对话
5月初的北京，柳絮纷飞。一个早晨，我们去拜访江门开平籍院士甄永苏。循着他给的地址，我们寻找一幢湮没在民居中的6层高红色建筑。在郭德纲相声里出现过的天桥附近，我们离开次干道，拐进一条小巷子，直行50米，左转再行50米，右转，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牌子，红色建筑物出现在眼前。
很难想象，我们脑海中的高科技工作者们是在这样的场所上班，并不是美国大片里那种宏伟神秘、机关密布的建筑形象。然而，推动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聚集和爆发。
于我们而言，81岁的甄永苏院士虽是爷爷辈的长者，但不得不说，电梯门打开、初次见面的一刹那，我们还是为他高大帅气的形象所震撼。身穿白大褂的他，用胖乎乎的、温暖的大手和我们几个小老乡的手一一相握，笑着将我们迎进他那个约15平方米的办公室，待我们调好拍录设备，他开始了和我们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愉快交谈。
期间，甄院士看了一下手表，说“抱歉，要出去一下”，一分钟后回来。聊完以后已是中午饭时间，我们道谢，向他告别，准备回程，但他却要我们留下来吃饭。原来，他给了我们足够充裕的时间来进行采访，预计不会很快结束，先前出去的时候吩咐了人准备了工作餐——如此细心体贴的老人。我们找了几张报纸垫在桌子上，和他边吃边谈。很简单的一餐饭，但我们吃得非常有滋味，这可是在发明了国家基本药物平阳霉素的院士的办公桌上啊！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甄永苏院士又打电话给我们，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想那天的采访似乎有些地方说得不是很充分，希望我们能够再过去一趟。我们欣然前往。在那一个多小时里，他又补充了自己许多关于江门崇文重教传统的印象和观点。离开的时候，老人家送我们到电梯，挥手说再见，欢迎我们再到北京。
我们就这样离开，带着无限的钦佩和无尽的感激——他举止谈吐间释放的一种叫做涵养的东西，让我们如沐春风。
院士小传
甄永苏，1931年11月10日出生，祖籍广东开平市（原开平县），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生物药物学与肿瘤药理学专家。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从事抗肿瘤抗生素以及抗体药物研究，曾主持研制平阳霉素、争光霉素、光辉霉素、博安霉素等抗肿瘤抗生素，平阳霉素研究获国家发明二等奖，被选入国家基本药物；创建“精原细胞法”并应用于药物筛选，发现新型抗癌抗生素C1027（力达霉素）；研制抗肿瘤抗体靶向药物并开展分子小型化研究；以“核苷转运”作为靶点研制新型生化调节剂。发表论文300余篇，获发明专利授权20余项，主编《抗体工程药物》、《抗肿瘤药物研究与开发》以及《茶的生物活性及治疗潜能》（英文，在英国出版）等专著，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称号，2001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创建精原细胞法，筛选微生物发酵液
【1949年，甄永苏考进了中山大学医学院，这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所以他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几次强调：他在医药专业方面的成长是新中国培养的，是和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的。1954年从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年轻的甄永苏被统一分配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从事实验肿瘤学和实验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开启了自己的医药和病理学研发生涯。】
江门日报：甄院士您好，我们知道，您成长于一个医生家庭，请问这对您后来的专业选择可有影响？
甄永苏：我的父亲甄兆仁是一位在开平县城开业的牙科医生，我的母亲余瑞英主持家务。虽然不算富裕，但生活比较稳定。我父母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所以我们兄弟姐妹6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的成了教师，有的成为医生，我则搞了医药科研。
父亲的职业对我后来的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他让我受教育，奠定了我后来的事业基础。
江门日报：大学毕业后，您首先开展的是对抑制肿瘤抗生素的研究，这个研究方向是怎样确立的？
甄永苏：上世纪50年代，也是二战结束后，问世不久的抗生素已经得到初步应用，这种新药很好地控制了传染病，因此那时世界医学界都掀起了抗生素研发热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和肿瘤都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国家需要这些新的药来控制疾病，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发展又是空白，所以我毕业后确立研究专业方向，刚好处于那个时候。
既然抗生素可以杀菌，那是否意味着也可以抑制肿瘤？1955年，当时中央卫生研究院启动了用抗生素抑制肿瘤这个研究项目，我作为项目承担者之一，和我的同事们正式开始接受这个挑战。
江门日报：我们查阅资料发现，抗生素是利用微生物产生的东西来抑制另一种微生物，您和您的同事们似乎是经历了一个对微生物从大海捞针到精确识别的过程，其中的拐点就是您对“精原细胞法”的创建？
甄永苏：开始的几年，我们的确犹如大海捞针般从数以万计的微生物菌株样品中找寻和提取可以抗肿瘤的抗生素，但3年多没日没夜的付出，却难以如愿发现和获取到想要的东西。培养液里面是未知，要找寻的物质成分可有可无、闪烁不定。可能有，但因含量太低太微量，一般的方法检测不到；成分复杂，其中一些成分可能被另一些成分掩盖；还有的情况是，这次培养液有活性，下次的培养液可能没有活性。
必须冷静下来找到一种可靠简便又能大量筛选的工具来判断微生物发酵液中到底有无抗癌成分。这就好比说，我们筛选药物像是钓鱼一样，现在的问题是鱼钩要先做好，最好能钓一条最大的鱼上来。
通过大量的探索工作，我们创建了一种可用于筛选微生物发酵液样品的检测方法——“精原细胞法”。多年的筛选工作实践表明，“精原细胞法”有助于检测发现微生物培养液中的抗肿瘤活性物质，对我们后来寻找到各种抗肿瘤抗生素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后来的力达霉素就是用这种方法筛选到相关物质进而研发出来的。
我和同事从近10万个微生物菌株样品中找出了30余种抑制肿瘤抗生素，我先后主持研发争光霉素、平阳霉素、光辉霉素、博安霉素、力达霉素等抗肿瘤抗生素。平阳霉素对头颈部鳞癌、食管癌、宫颈癌等有较好疗效，该研究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争光霉素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力达霉素则是对其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特征的新发现，受到各国学者关注。
2 赴美访问，提出肿瘤化疗靶点新思路
【1979年，甄永苏院士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药理与实验室治疗学系从事药理和免疫学研究，后转至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期间，他提出了以“核苷转运”作为肿瘤化疗靶点的新研究思路，首次证明了核苷转运抑制剂潘生丁可增强抗代谢药的抗肿瘤作用。】
江门日报：您在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优异表现令该校的系主任非常欣喜？
甄永苏：对，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系主任威伯尔教授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的信中这样评价我：“作为客座教授，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期间，勤奋努力的工作，以及癌症化疗研究中的创举性，在我系工作人员中是突出的，他的研究工作是研究者的楷模。我欢迎他随时回来，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合作研究。”
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当全世界医学界都对单克隆抗体（单抗）作为靶向药物失去信心、对其研究陷入低潮时，从美国学习归来的我，延续了自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期对单抗的研究方向，坚持探索研究，明确提出了抗体药物的高效化、小型化和多靶点研究方向，表明通过降低剂量有可能减少单抗所致的副反应。
江门日报：半个多世纪的抗癌药物研究，经历过无数次的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您对自己的这么多研发过程和成果作何点评？当前经常有学术造假等新闻冒出，81岁的您，到目前为止培养了55名博士、17名硕士，您会给他们什么忠告？
甄永苏：人类和疾病的斗争是一个长期过程。我在学生年代，看到新药物的出现对疾病的成功治疗效果，对药物研究非常有信心。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现在回头看，不能过分乐观，比如抗生素的滥用，还有药物本身的不足。
当然，做科研工作就是探索未知，只要在某方面有进展，过去不认识的，现在认识了，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就像人们常说的半杯水理论，悲观的人说只有半杯水，而乐观的人说已经有半杯水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认同后者。
至于做医学研究，我始终坚持认为，医学发展有一个继承性，就是不断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不同阶段取得不同进步。医学的东西不是说突然有一个新的想法就可以生产出某种药物、治好某种疾病，而是必须首先把前人已经知道的东西先学好，这里面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学术造假的风气，在早些年应该说不很突出，现在有这方面的情况，的确值得我们去关注，也许是某些人急功近利；又可能是评价体系的问题，比如单纯用论文数量去评价其成绩，而不注重其实践能力。科学研究，包括医药科学有关的研究，都必须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这是基本的原则，违背这个原则是不可容忍的。
3 每个阶段都有良师益友
【甄永苏院士在医学科研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他除了将这归因于国家需要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也感激在工作和生活上曾给予他帮助和指导过的一群良师益友。其中一些人说过的一句话，成为他用来鞭策自己执著科研的“圣经”。】
江门日报：如果说父母在战争时期坚持让您受教育奠定了后来人生的原始基础，在大学期间、科研过程中，哪些人给您的帮助推动了您后来事业的成就？
甄永苏：应该说，每个阶段都有给我巨大影响的人。比如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一生的伴侣陈妙兰，1955年我们结了婚，我们俩是同龄、同学和同事，都从事肿瘤研究领域的工作，可谓志同道合。
在中山医学院期间，梁伯强教授是病理系主任，他对学生严谨治学态度和科学献身精神的培养，让我受益终身。我一直都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他让我们一批学生去分析一个肠伤寒病例，这是在当时不难遇到的病例，一位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但恰恰那天那个病例并不典型，而是另有特征，所以梁伯强教授说了一句话：人不会照着书本生病的，不要照搬书本去套病人，一定要通过观察，进行分析和判断。这句话告诉我，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老老实实做学问，这贯穿在我后来所有的研究中，我也以此要求我的学生们。
另一位使我深受启发的是秦光煜教授，他教导我们，搞医学，思考不是凭灵感，而是需要有广泛、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大量阅读文献，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
还有一位是罗潜教授。当时青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相继问世，过去一些严重威胁生命的传染病如肠伤寒、肺结核等有了较好的治疗药物，我们医学院的学生对医药学的发展充满了美好幻想，认为药物的威力强大，很多病都能治好。但学习药理学时，罗潜教授告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发展的方向与前景，一方面要掌握药物的正确和合理使用，要我们遇事做到全面分析。
同行谈甄永苏
邵荣光（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他学贯中西，成就卓越
2011年5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邵荣光在《医药研究58年，甄永苏院士八十华诞》的画册上这样写道：甄永苏院士是我国最早开展抗肿瘤抗生素研发的创始人之一，他筛选了近10万个微生物菌株样品，找到了30余种抗肿瘤抗生素，先后主持研发了6个抗肿瘤抗生素；他长期从事单克隆抗体导向药物的研究，明确提出了研制小型、高效、多靶点的研究方向，在抗体导向药物的分子小型、高效化方面达到新水平；在肿瘤化疗新靶点与生化调节药物的研究中，提出了以“核苷转运”作为肿瘤化疗靶点，首次证明核苷转运抑制剂可增强抗代谢药的抗肿瘤作用；他致力于抗肿瘤药物与医药生物技术的学术交流与推广活动，为相关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半个多世纪耕耘，已收获硕果累累，学贯中西，成就卓越，他的敬业精神给年轻的医药科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策划 / 谭乐生 钟筱村 黄创快 统筹 / 傅健 谭月韶
文 / 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邓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