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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分析。我认为生物学研究落后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国家基金的评审环节,即评审中的劣币驱良币大势(而不是个别现象)。从我最近和贾伟的一段对话(评论42)可见,即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基金虽然大增,却极少有人对其产生的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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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的必然是项目评审中的参与人员没有必须做好这件事的压力和动力,如何置评端赖评审人员和操作人员在天地良心和个人利益之间的权衡和取舍。以中国现行的道德和制度环境,在一定会有人打招呼,进行游说、诱惑、或潜在威胁的情况下,重大项目中60%以上的评审和操作人员就范应该不是天方夜谭吧?由于这些人员中的多数受到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人脉铺垫的影响,科研思路无论多么伟大和巧妙,如果没有人脉铺垫,充其量只能打动少数评委和决策者,在重大项目评审结果上的权重等于零。
不错,评审的低劣在态度上不分数理科学和实验科学,但是带来的影响却大不相同。数理研究对于官方资金的依赖程度远不如实验科学巨大,评审的低劣不能完全阻拦诸如佩尔曼那样的以及达到佩尔曼1/10或1/100的独侠客们。实验科学则不同了,没有研究资源如同断绝粮草,釜底抽薪。当然,还会有极少数毅力极为坚定、生存力极为顽强的研究者,能够权衡利弊,发现路径,靠小米加步枪做出贡献。但为时自然漫长,中途夭折者不为人们所知。
我也不同意那种认为生物体系复杂导致了中国人的相对成就小的意见。生物体系虽然复杂,却是近几十年中金矿最为丰富的领域。矿产的丰度没有偏向欧美,中国人采不到金矿与丰度和难度无关。只是中国的采矿者两类人居多:1)装备过于劣质矿产学家;2)装备精良的假矿产学家。在中国欲获得大额的研究基金主要不靠科研思路,靠的是人脉铺垫。而如何建立足够的人脉也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全职工作。除了神仙以外的人类只能干好其中的一项,于是便有了上述两类人居多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