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林浩浩的介绍，谢谢联谊会的邀请，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这是我今年关于中国学术腐败的系列演讲的最好一场。4月份在哈佛做了一场，最近回了一次国，在中国科技大学－－刚才林浩浩说了，我80年代在科大读的本科，还有厦门大学、中科院的研究生院和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各做了一场。在国内的这些报告的题目和今天的一样，不过在国内有些话讲起来不方便，怕给组织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今天没有什么顾忌，可以放开了谈，多讲一些。我说怕给国内的组织者带来麻烦，是我自己的担心，他们请我去的时候未必有这种顾虑。不过在科大的时候是个例外。我觉得科大的那位组织者，校友总会的负责人，一位政工干部，一开始可能没有真正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只听说我很有名，一再来邀请，等到我真的到了，才知道搞不好有麻烦，就尽量要减少影响，把演讲地点从原定的报告厅改到教室，把报告会改叫做讨论会，意思是我们是让方舟子来讨论问题的，不是来做报告的，我们并没有支持方舟子的意思，我的演讲题目也被改成“科学道德建设”，不是搞揭露、搞破坏的，是提建议的。然后还来跟我提要求，要我在演讲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人，不要引起纠纷，要正面地多谈科学道德建设的问题。又对我做起思想工作来了，劝我以后批评人的时候呢，要给人家留有余地，不要一棍子打死。我做了这么多场报告，第一次碰到组织者不是支持我揭露学术腐败，反而对我提要求、提意见。这在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用我们那时的话说，这很“农民”。科大本来是中国最自由的大学，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难怪大家都说科大堕落了，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正在逐步变成地方性大学，以后干脆改叫安徽科大算了。今年合肥有一所大学想改名安徽科技大学，科大领导知道后，赶快叫安徽省政府禁止他们用这个名字，大概科大是准备把这个名字留给自己。
我在科大读书的时候，正是科大最辉煌的时期，这已经成了历史，今非昔比，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些校友很着急，几年前成立了一个校友基金会，想帮助科大振兴。今年这个基金会组织了一个校友代表团回国，邀请我参加，我就跟着去了。大家在10月12日在深圳汇合，刚好碰上深圳在开高交会，高技术成果交易会。票还很不好搞到，有一个朋友要在高交会做报告，把我带了进去。我在里面转了转。那里有一片是留学生展柜，如果是从国外回去的，可以免费在那里占一块小地盘。我去看了看，收了几张名片，看了招牌，发现来头都很大，都是全美华人某某协会主席，北美华人某某联合会会长。科大校友基金会的主席陶建会也去了。据他说，还到了一个全球华人博士联合会主席，吓倒一大片，我们都成了他的手下了。大家知道，在美国结社是完全自由的，名字也随便起，不要说全美、北美、全球，你就是搞一个全宇宙华人联合会，也没人来干涉。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协会、联合会是没有几个会员的，可能就几个朋友，甚至就是会长一个光杆司令。那么他们弄这么个头衔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能在回国时吓唬人，让国内当官的以为他也是官，是“侨领”，很有影响力。
因为我是学生物出身的，对生物技术比较关心，也留意了一下高交会上展出生物高科技产品，结果发现，大部分是什么保健品、营养品。都是挂着高科技的招牌骗钱的。要开发一种生物高科技产品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费，比如在美国开发一种新药，平均来说需要八、九年的时间，花上几亿美元。中国的公司、大学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这个耐心，所以大家一窝蜂都去卖保健品、营养品，卖假药。这个不需要多大的投资和研发时间，只要大做广告就行了，见效快，回报率高。在美国当然也有卖营养品、卖假药的，而且市场还不小。据估计，每年美国营养品的销售金额为270亿美元。当然美国的营养品并不是都是假药，它和中国的概念不一样，是把维生素片、微量元素片都算进去的。不过里面也有许多类似中国保健品一样的假货，问题也很严重。参议院有一个Special Committee on Aging（衰老问题特别委员会），在9月10日举行了一次hearing（听证会），就是针对美国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抗衰老的保健品、假药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是恐怖主义事件，所有的电视台都在一天24小时播放有关新闻，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恐怖主义事件，没人在意这次听证会，知道的人不多。
我为什么注意到这次听证会呢？有一个在德州的美国医生被叫去作证，事先通知了我，所以我特地看了C-SPAN（美国有线电视的政治事件频道）上有关这次听证会的全过程直播。这位美国医生是因为看了今年8月10日Science（《科学》）上面关于我在网上打击中国的学术腐败的报道来跟我联系的。他说，你打击的是中国国内的假药、假保健品市场，有没有留意过Chinese Community（华人社区）的情况？他觉得非英语社区是被执法人员遗忘的角落，打算在听证会上提出来。我还真没有留意过，因为我极少读在这里出版的中文报纸。所以我就做了个调查，到Ranch 99大华商场把几份主要中文报纸各买了一份回来看看。我发现最严重的是《侨报》。今天有《世界日报》的记者在场，不知道有没有《侨报》的记者在场。那一天的《侨报》，几乎每一页都有保健品的广告。上面是新闻、文章，下面就是保健品的广告。中国人跑到哪都忘不了吃补品。当然也有许多是属于出口转内销，让回国人员带回去当礼品的。我就选择了几个最虚假的保健品广告，翻译成英文，给这位医生寄去。
那一天的听证会叫了四批证人。第一批是一位金融专家和一位检察官，这位金融专家曾经当过一家保健品公司的CFO（财务总长），知道内幕，反水了。这位检察官在起诉这家公司的老板。第二批证人就是这位老板和他的同伙。这位老板叫Glen Braswell，在80年代因为卖保健品做过几年牢，放出来后重操旧业，这回学乖了，让客户把钱寄到加拿大，而实际上他的公司都在美国。大家可能还记得，在Clinton总统下台的最后一刻，大赦了一批人，其中就包括这位Braswell。经常读新闻的可能知道，后来被揭发出他是通过买通Clinton的小舅子才得到大赦的。共和党上台后要找Clinton的碴，就又把这个人拎了出来。国会的听证会具有法律效力，在作证之前要举手发誓只说真话不说假话，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用来在法庭上反对你。当然你也可以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在这次听证会上，不管主席问什么问题，Braswell和他同伙都一概回答“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I respectfully decline to answer（我满怀敬意地拒绝回答）。”再问也没用，主席就让他们下去了，换了第三批证人，是生物学家和医生，来证明我们现在对人类衰老的机制了解得还很有限，还没能开发出真正能抗衰老的产品。其中也包括我提到的那位德州医生。第四批证人是些政府机构的人员，像FDA（联邦食品药物管理署），FTC（联邦贸易委员会），FBI（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是如何打击假保健品的。说起来他们也都很头疼。按照美国的法律，新药要上市，取证的责任在厂家，必须向FDA证明确实有效才行，但是保健品上市前，不需要证明真的有效，不需要经过FDA的批准，取证的责任反倒是在FDA，要证明有毒，才能命令从市场上撤下。当然你不能乱做广告，不能把产品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的，否则FTC就有可能找上门来罚得你倾家荡产。说明产品的作用时也要注明未经FDA证实。国内的保健品广告，还有美国中文报纸上的广告，就不管这一套了。比如国内现在很流行一种保健品叫脑白金，据说能延年益寿、增长智力，买的、吃的人都很多，电视台上大做广告，我在中央5套上就看到过，出来一个老人对儿女说：“今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以前做的电视广告，是出来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出来这么说，有人告他们鼓励腐败，就把广告的内容稍微改了一下。什么是脑白金呢？这里也有，就是drug store（药店）卖的melatonin，翻译成中文叫褪黑激素，是人体垂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能调节睡眠周期，因此它可能有安眠的作用。它在美国，就只是当做安眠药来吃的，特别是用来倒时差的。大家可以到药店去拿一瓶melatonin看看，上面写着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安眠，下面还注着：This statementhas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这个说法未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定。该产品不试图用于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如果中国的保健品，也能加上这个说明，受骗上当的人就会少很多吧。
看了这个听证会，我想起了发生在中国的另一次听证会。今年年初，我非常意外地发现中国正在流行一种营养品，核酸。有点生物化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核酸是组成基因的物质，但是它本身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吃多了还有害，可能会得痛风或肾结石。但是国内的生物化学家却为核酸营养品大做广告，号称吃基因补基因，吃核酸能抗衰老，延年益寿。大连医科大学的教授崔秀云就在《光明日报》上面说了，她发明的“生命核酸”就是当年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寻找的“不老仙丹”。我们揭露这是一个骗局以后，生产核酸营养品的厂家慌了，收买了一批生物化学家，先是在上海开了一次研讨会，论证核酸有营养价值，又在北京开了一次听证会。虽然号称是听证会，和美国的这个听证会可不是一回事，其实是广告会，叫的都是自己人，是为了向媒体宣传核酸有营养。所以我说这是中国的生物化学家，包括一些院士、教授，是在对中国的公众做伪证。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人的来头有多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所研究员张树政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工业生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授吴松刚
卫生部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副秘书长黄明达
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制药学院院长、教授吴梧桐
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教授方福德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高工、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乔宾福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李蓉
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程光胜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教授张惠展
中国科协教授蔺兴澜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秘书长陆长德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沈忠耀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学工程教授袁勤生
上海市营养学会理事长、上医大营养与食品卫生教研室主任柳启沛
无锡轻工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施用晖
中国药学会生化药物分会主任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天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白书农博士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翟礼嘉
中美的这些保健品骗局，都是伪科学，都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用科学包装自己。比如刚才提到的Braswell的那家公司，就号称出版了一份学术刊物，名称起得像学术刊物，叫Journal of Longevity（长寿杂志），里面看上去也像是学术刊物，里面的文章都是采用的论文的格式，作者署名都是某某医学博士。当然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广告，都是为了证明其产品的确有抗衰老的作用。据那位反水的CFO的揭发，这些文章其实都是编辑人员自己写好了，然后花钱收买一些医生署名。反正在哪里你都可以找到没有职业道德的医生、江湖医生。但是他们找不到学术界的人来为他们捧场，相反地，却有学术界的人不断地站出来揭发他们。不像在中国，卖假营养品的可以找到一批院士、教授替他们说话，却无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所以，在美国，卖假保健品还只是商业骗局，谈不上学术腐败。但是在中国，却不仅是商业骗局，更是学术腐败，是商业骗局与学术腐败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学术腐败问题，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谈保健品骗局。
中美之间还有一个不同点。美国这些卖保健品的，并不打着爱国的幌子，不会激发美国人的爱国心，不会说你吃我这个保健品，就能更好地跟恐怖主义分子作战。但是中国的就不同了，中国的这些奸商很会打爱国牌。他们在报纸上大造舆论，说核酸产业是中国的民族产业，打击核酸营养品是一个国际阴谋。方舟子人在美国，支持方舟子的那些 当 尔奖获得者大部分也在美国（生产核酸营养品的主要厂家大连珍奥核酸用38位 当 尔奖获得者做广告，我们询问了其中的几位，都回信说他们不认为核酸有营养价值），所以这是方舟子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受美国公司的支使，妄图打垮中国的核酸产业，美国的同类产品就能长驱直入，占领中国市场。现在国内有一股反美情绪，许多人一见到“美国”两个字就很反感，所以他们这一招，用得很成功，连国内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
三联生活周刊》，也散布这种国际阴谋论。在北京时，一位《人民日报》社的人告诉我，他见到中国保健科技协会－－这个协会是核酸营养骗局的同伙，上面提到的研讨会、听证会就是它组织的－－整了我一份黑材料，说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是美国之音资助的反华组织，这一次在911事件后的表现充分暴露了其反华嘴脸。911事件之后，国内普遍感到 以掷 祸，我们刊登了许多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所以他们这么说。这种说法很拙劣。大家都知道，我们新语丝网站是最早批判法轮功的，比中国政府还早，美国政府会去资助批判法轮功的网站吗？
那些号称是回国创业的，更会打爱国主义的招牌。我就举这么个“爱国壮举”的例子，“基因皇后”陈晓宁。这是发生在我们南加州的事。陈晓宁是L.A.（洛杉矶）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的一位technician（技术员），只拿了个Master（硕士），但是去年8月份国内的主要报纸、电视台，却都异口同声地称她是“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建立了一套世界顶级的DNA及BAC克隆基因库”、“三大基因库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一些不懂行的人，看了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海关怎么会放行，是走私吗？当然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基因库不是他们实验室建立的，是Caltech（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建立的，如果是做科研，可以免费去要，如果是用于商业用途，去买，也不过3千美元。而且，中国早在1998年就有这个基因库了，也用不着她带回去再献给国家。我把这事揭露了以后，许多人都不信，因为陈晓宁找了一批权威当顾问，我们看看都是什么权威：
强伯勤：中科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生命科学部主任、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吴min：中科院院士、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肿瘤研究所、细胞生物
学实验室主任、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金力：美国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杨焕明：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沈岩：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分子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镜滢：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科大学）
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方福德：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蔡有余：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律荷 ：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科大学）
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朱士俊：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 院长
卢光王秀：教授、湖南医科大学生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戴灼华：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系
钱家鸣：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看了这个名单，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国内的生物学家都不敢吭声。我不过一个博士后，学术地位和这些院士、教授也没法比，听谁的？我一位在Northwestern当教授的校友向我建议，起草一份公开信，在美国大学找华人生物学家签名，比比谁更权威。后来征集到了88人签名，许多都是美国大学的教授。这封公开信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宣部后来就这件事下了三条结论。我先说后面两条：第二条，陈晓宁的基因库是有用的，当然作用不像她说的那么大；第三条，以后不要再炒作了。大家猜猜第一条是什么？——陈晓宁还是爱国的，她毕竟带了东西回来了嘛。
她带东西回国，就真的是爱国吗？当然不是。她回去转了一圈，是为了在北京办公司，博宁基因公司，是为了赚钱的。当时有一家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公司），准备给博宁基因公司投资3亿元，炒作一下，就到香港上市。找那些院士、教授咨询，都说好，陈晓宁的基因库确实价值不可估量，值得投。正要签投资合同的时候，被我们揭露了，想再找这些院士、教授出来反驳方舟子，结果一个都找不到。所以就没有投，要感谢我替他们省了3亿元。
我刚才举的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例子。其他领域打高科技牌、打爱国牌的也并不是没有。比如现在在国内很热的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那是在分子水平上加工材料，比如模仿生物分子，制造出分子大小的发动机。那还是以后的事，在美国，大家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纳米产品。但是在中国，纳米产品现在满大街都是，纳米电冰箱、纳米洗衣机、纳米水、纳米布、纳米领带。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戴了一条纳米领带到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上课，就给纳米技术要来了24亿元的资金。我在六月份回国参加一个电视对话节目，就是讨论中国市场上的这些纳米产品究竟是不是真的，中国的纳米产业是不是走到了世界前列。参加讨论的嘉宾中，有一个就是纳米专家，中科院化学所的研究院江雷。他承认目前市场上的这些纳米产品都不是真的纳米产品，都只是打着纳米招牌的。但是他又说，我们不要去揭露它们，这些厂家愿意打纳米的招牌，说明他们对高科技有热情、有信心，我们不要去打击他们的热情。他又说，我国在60年代全民打乒乓球，最后出了乒乓球冠军，现在全民搞纳米，也一定会使中国的纳米产业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民族已经失去了多次发展机会，不能再失去发展纳米的机会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对这种以爱国的名义骗人的论调，我当然立即给予驳斥。搞科研又不是体育运动，哪能全民来搞？全民搞体育运动出不了世界冠军，也是好事，也能强身健体，全民搞纳米浪费钱财，是科技大跃进，骗人骗钱。这个节目一做完，江雷马上就去告状要求禁止播出。他说这个节目是在打击中国的纳米产业，如果让中央领导人看了，对纳米产业有看法，24亿元的资金就下不来了。这个节目后来就被禁止播出了。
从社会的角度看，最大的学术腐败，就是这种与商业骗局相互勾结的学术腐败。这是从消费者，从老百姓手里骗钱的，甚至是谋财害命的，社会危害最大，我们打击这种学术腐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最受社会欢迎。但是从教育的角度看，最大的学术腐败，是那些伪造学术地位、学术履历、学位的。如果这种骗子能够成功，出国转一圈回去，靠一张嘴就成了博士、成了教授，大家还辛辛苦苦读博士、发paper（学术论文）、搞研究干什么？其中有一个骗子就出在UCSD，不过是假的UCSD。这个人是南开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杨池明。去年9月份国内的报纸报道说“中国人挑战诺贝尔、疯牛病破解在即”，这个中国人就是杨池明，他号称能破解疯牛病的成果没有价值，不过是胡吹，不过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自称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圣地亚哥生命科学和健康研
究所主任”。应该说我对UCSD还是比较熟悉的，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研究所，问UCSD校方，也说没有这个研究所。跑到San Diego County（圣地亚哥郡政府）一查，发现“生命科学和健康”原来是杨池明本人在1998年7月28日注册的一个商业化名：
SAN DIEGO COUNTY, CALIFORNIA, FICTITIOUS BUSINESS NAMES
DBA-NAME: LIFE SCIENCES AND HEALTH
OWNER: YANG CHIMING C
FILING-DATE: 07/28/1998
FILE NUMBER: 1998019480
比那些全美某某学会更不值钱。那些学会虽然没有会员，说不定也真的是个注册登记的机构。杨池明的连机构都不是，不过是去登记了一个名字，那是只要花几十美元，在本地报纸上登四次启事就可以了，更省事。我们在网上把这事揭露了以后，《北京青年报》来采访我，又去问杨池明，他回答说：“在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里都有很多研究所，当然规模有大有小，知名度也有高有低，何况加州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有很多敏感的研究部门是外人很难了解的。”当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大学是不可能存在什么敏感部门连名字都不敢让外人知道的，如果真有这样的敏感部门，杨池明怎么敢用它当通讯地址？而且，杨池明能在SanDiego注册到“Life Sciences and Health”这个商业名字，就说明本地不存在叫这个名字的部门，因为你能注册一个商业名字的前提条件，就是本地没有人在用。杨池明的这番狡辩，倒让我想起了《围城》里的一段故事。方鸿渐在国外买了一张克来登大学的文凭，回国后靠这张文凭到三闾大学当教授，结果在那里发现有一个叫韩学愈的教授也是克来登大学的毕业生，把他也搞胡涂了，惊讶地问：真有克莱登这所学校么？韩学愈不慌不忙地说：克莱登大学是有的，而且是认真严格的学校，普通学生不容易进，所以知道的人很少。我不知道杨池明是看了《围城》得到的启发，还是天下骗子都是一样的心思。杨池明现在还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不久以前我收到南开大学一个学生的来信，他说他准备考杨池明的博士，问我揭发的事是不是真的。让这种骗子能就出什么样的学生？所以从教育的角度看，这是最大的学术腐败。
最近还出了个“爱国”的骗子，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任医师薛毅。这人写了一篇思想汇报，声称自己在国外时如何如何爱国，《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他的事迹，《解放军报》号召全军学习他。他这篇思想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他苏黎世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修时，由于勤奋努力，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口腔微生物分子生物学”课题研究任务——跟承包工程似的，“提前两个月”。当他的导师古根汉姆教授读完他提交的6篇论文时，惊喜万分。没过几天，校方拿来一份合同，提出以年薪大约9万美元聘他担任研究员。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对古根汉姆说：我的祖国很需要我，我有我的信仰，我的所作所为不能违背我的信仰。古根汉姆特别感动，说：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但你的选择却使我更为敬重你。信仰是全人类都推崇的美德
。在西方，没有信仰的人不好找工作，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没有信仰的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行尸走肉”——瞧瞧古根汉姆多么精通中文。然后古根汉姆办了个隆重的欢送仪式欢送薛毅回国，还免费送给他价值3000多美元的菌株带回国去。
我看了这篇思想汇报，就知道是编的。搞生物医学的人都知道，你要做了实验才能写论文，实验周期又比较长，两、三年都未必能出一篇论文。薛毅一年不到就完成6篇论文，那是奇迹，即使不做实验光写论文，时间都未必来得及。我到收集生物医学论文的数据库Medline查了一下，薛毅与古根汉姆（Guggenheim）共同署名的论文只有一篇，而且薛毅是第五作者，表明他的贡献微不足道，这倒比较符合像他这种短期出国进修的情况。至于他和导师之间的对话，是没有佐证的一面之词，难以查证。我在网上揭露了此事后，有一个网友却真去问古根汉姆查证去了，古根汉姆回了信：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The story told by Dr. Xue has beencreated from a sick min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truth in it. On thecontrary, Dr. Xue was a very weak collaborator. His name appears onone publication only. As Dr. Xue was not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laboratory, we did send him back to China to collect clinical samples.I believe that he did this job alright.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is aco-author of this one paper.（谢谢您提供的消息。薛博士所讲的故事是一个有病的心理所编造的。它绝对不包含任何真实性。相反的，薛博士是一名很差劲的合作者。他的名字仅出现在一篇论文中。由于薛博士不能对本实验室有所贡献，我们将他送回中国去采集临床样本。我相信这项工作他做得还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这篇论文的合作者。）
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演讲时，提到了这件事，会后，一个听众来对我说，他也是军医，现在全军正在学习薛毅的宣传材料。也就是说，全军在学一个骗子，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我把古根汉姆的信寄给《解放军报》，现在还没有回音。《解放军报》的网站现在还放着薛毅的思想汇报让大家学习。薛毅最近还刚刚当选中华口腔医学学会理事，是最年轻的理事。
不过我想我们这么揭露了以后，薛毅即使不受惩罚，也很难再进一步往上爬了。他的这一套手法，其实是归国人员的常用套路，许多人都用过，只不过他比较倒霉，出在互联网的时代，被揪了出来。如果早几年，就可以很顺利地利用这种手段升官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也玩过这一套，而且玩得很成功，当上副院长了。我们不信看看他发表在2001年6月27日的《光明日报》（200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上的一篇思想汇报《党支持我们勇攀高峰》：
“1991年，组织上又给我提供了机会，推荐我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魏克斯曼实验室做为期3个月的访问学者，这里有着当今世界白血病分化诱导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我夫人自费随同前往。起先，对方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很快，他们就刮目相看了，请我到全院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随后，我们的实验获实质性进展，最后我们撰写了3篇论文，魏克斯曼教授称‘这是我们整个实验室的骄傲’。他请我们留下来，表示‘你们将得到最优厚的待遇。’祖国的事业牵着我们的心，他的这番盛情被我俩辞谢了。”
我还查到1998年China Today（《中国今日》）上面有关陈竺的一篇英文报道，如果翻译成中文，和上面的几乎一模一样。所以这绝不是个别记者瞎写，而是陈竺自吹自擂。你看，和薛毅说的如此一辙，都是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把老板给震了，要高薪聘请他留下来，被以爱国的名义谢绝。而且陈竺比薛毅更敢吹。薛毅是10个月完成6篇论文，陈竺则是3个月就完成了3篇论文，平均1个月出1篇，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查了一下Medline，找不到有哪篇论文可以确定是陈竺在魏克斯曼（Waxman）实验室做的。他和魏克斯曼联合署名的论文，魏克斯曼都是挂名的作者，不能算是魏克斯曼实验室的论文，怎么能成了魏克斯曼实验室的骄傲？
陈竺这个人，国内吹捧得很厉害，有一种说法，说是他在白血病方面的研究，能问 ε 贝尔奖，教育部的官员在一篇讲话中这么说?外国人都认为陈竺该得诺贝尔奖。其实那项关于白血病的研究，主要也不是陈竺做的，而且只是初步的结果。陈竺现在的工作也主要不是放在白血病研究拿 当 尔奖，而是赶时髦也去做基因组研究了。国内做基因组的，分南北两个中心。北方中心的负责人杨焕明，大家都知道他不学无术，就是会吹牛要钱，也爱打爱国牌，被我多次批评过。陈竺的学术水平也许比杨焕明高，但是学术道德却非常败坏，下面我还会具体谈到。这两个基因组中心，明争暗斗，我批杨焕明的时候，南方中心的人高兴，这回批陈竺，该轮到北方中心的人高兴了。
如果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最大的学术腐败，是那些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靠抄袭、靠造假出成果，又多又快又好，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人是怎么也赶不上的。所以他们容易出名、容易晋升、容易获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形成不正当竞争，不仅占用、浪费资金，而且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会打压那些脚踏实地做研究的人。我所见过的最大胆的抄袭案发生在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身上。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这最早是一位以色列的科学家发现的，他向我们反映，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与马里兰大学的研究生共同发表的论文被杨敬安抄了。我前面举的例子都是生物医学方面的，我自己能够判断，但是像人工智能这种其他领域的，我一般要找两个专家判断。我把这两篇论文都寄给两位专家比较，他们都说，这还用得着找专家？只要懂点英文的，都可以看出是全盘抄袭。我在新语丝网站上揭露此事后，杨敬安第二天就来了一封信，声称这位以色列科学家是他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时指导的学生，他发表论文时没有署杨敬安的名字就不对。杨敬安的意思大概是所以我一气之下抄了一遍重新发表。杨敬安确实曾经到过马里兰大学的那个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在他去之前，人家这篇论文早就发表了，以色列的科学家也根本不认识他。我指出这一点后，杨敬安就没再吭声。我想，他抄得这么肆无忌惮，肯定不会只抄一篇。后来一查，果然发现他至少抄了五篇，三篇是英文抄英文，两篇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被他抄的这些论文都是他曾经去当过访问学者的实验室，有的是美国大学，有的是意大利的研究所。我发现杨敬安频繁出国当访问学者，大概就是为了去把人家的论文带回来抄一遍发表。
我想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弄虚作假的，这也可能是我们涉及的最重大的一个案子。在1997年年初，国内主要媒体纷纷报道“水稻遗传信息之迷破解了”、“洪国藩解开了水稻遗传之迷”、“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洪国藩等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就在这一年，洪国藩被评上了院士。中国每年要评一次十大科技新闻，1997年名列第一条的，就是洪国藩等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1999年评建国50周年科技成果大事，1997年唯一的一条是这一条。去年评中国科技百年回顾，1997年唯一的一条也是这一条。
但是实际上早在1997年，就已经有人揭发洪国藩弄虚作假了。揭发者就是曾经在洪国藩实验室实际领导水稻基因组研究的陶全洲，他当时在美国短期进修，给科学院领导写了一封揭发信，指出这张物理图谱靠不住，在数据处理上有问题。国内一些遗传学家也同意陶全洲的看法。美国一位研究水稻基因组的专家，Cornell大学的教授Susan McCouch也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指出洪的图有严重错误。做基因组物理图要用marker（标记）进行定位。洪国藩用的marker，一部分就是从McCouch实验室要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日本要来的。这虽然是两套marker，但是因为是来自同一物种基因组，用它们定位，应该有所重叠，McCouch实验室的结果也发现是有重叠的。但是McCouch却很惊讶地发现，在洪国藩的图谱中，这两套marker的定位却是完全分开的，因此她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洪的图实
际上是拼凑出来的。
科学院搞了一个鉴定会，却认定洪的图是可靠的。当时在剑桥大学（洪曾在剑桥工作过）的韩斌和三位在剑桥的留学生给科学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一面开口头支票声称欧洲方面因为洪的成果答应与中国合作研究水稻基因组，一面攻击陶全洲的揭发破坏了国内的学术环境，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挫伤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并威胁说这种风气让留学生心寒，担心回国后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这同样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这封信起的作用不小。洪国藩当上了院士，韩斌也回国到洪国藩实验室主持水稻基因组研究。
国内吹捧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国外的却不信它。洪的有关论文先是送到一份比较好的国际刊物，被退稿，他拿到自己当编委的一份末流的刊物上发表。到现在这篇论文只被引用了8次，包括2次是他自己引用，最近刚刚被国外的一篇review（综述）引用了一次，不过是负面的引用，认为他的图靠不住。在1998年，国际上讨论联合进行水稻基因组计划时，中国方面提出以洪国藩的图谱为基础，被否决，改用日本人做的工作为基础。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上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改为日本打工，承担百分之八的工作。现在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马上就要完成了，时间也已证明洪国藩的图谱是张废图，有人给新语丝投了一篇稿，重提此事，认为洪国藩当年是为了抢成果造舆论选院士，拼凑出了一张物理图谱。我做了一番调查，向洪国藩本人发函，他没回信。给韩斌发函，他回答说这张
图不是假的，只是有正常的误差。我问他误差究竟有多大，他不给我。
我们在新语丝披露了此事后，当年力保洪国藩的陈竺副院长就出来说洪国藩功不可没，他的图只是有误差。我追问误差究竟有多大，还是不给我。因为我知道陈竺和洪国藩的关系，所以我还问这究竟是陈竺本人的立场，还是代表科学院的立场？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就出来说了，洪国藩是立了大功的，这是他与陈竺商量了以后决定的，代表科学院的立场。在回答记者问时，路甬祥还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现在有一些人，吃了饭没事干，就做一些损人的事。”我这回回国才知道，这句话现在都成了路氏名言了。路院长吃饱了饭有事干，没时间做调查，只听陈竺的，那么就让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来做调查，又有何妨？
洪国藩是在上海的国家基因中心的。北京杨焕明的华大基因中心自己也在做水稻基因组，用的水稻品种和洪国藩的不一样，用的是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最近他们完成了这个基因组序列的框架图，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项工作和洪国藩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为了显示洪国藩功不可没，洪国藩还是被请去参加发布会。他在会上一言不发，会议也一直没有提到他。快结束的时候，有记者问到怎么评价洪国藩的物理图谱 ３麦 回答说，他仔细读了杨焕明等人?论文，“他?共选择了经精确测序的8个基因片段与物理图谱进行对照，覆盖率超过了95％。”《人民日报》据此在10月15日发了一篇《中科院肯定我国水稻物理图谱研究》的报道。
我当时读了这篇报道，还以为他们确实是做了验证洪的物理图谱的工作的，只不过只用了8个基因片段，并不能说明问题。最近把杨焕明等人的这篇论文拿来一看，不由勃然大怒，他们是用8个基因片段以及其他的手段来验证他们的框架图的覆盖率，和洪国藩的物理图谱一点关系也没有，覆盖率超过95％的是杨焕明的框架图，而不是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即使洪国藩的物理图谱完全错误，也可以做这样的验证。堂堂科学院副院长，竟然在科学问题上公然撒谎，欺骗公众欺骗上级，不具有做为科学家所起码应该有的诚实态度，还怎么领导科研？科学院还有没有威信？我向科学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举报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欺骗中国公众，看他们敢不敢处理。
我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只是我们揭露的案例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揭露的案例，又只是中国学术腐败的一小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底下的还不知道有多大。从科学院领导、院士、教授，都存在学术腐败，可见学术腐败在中国已泛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学术腐败在中国这么猖獗，这么泛滥？我觉得有四点原因。
第一点，是体制的问题。美国的科研、教育机构是独立的机构，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是不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机构、官僚机构，院长是什么级别的官，校长是什么级别的官，系主任又是什么级别的官，都定得清清楚楚。院士在美国只是一种荣誉，在中国却是副部长级的官，待遇很高，权力很大。政工干部在科研、教育机构也有非常大的权力。所以呢，中国的科研、教育机构实际上也是官场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官场腐败必然要导致学术腐败，也要掩护学术腐败。当官的也很喜欢去为科学成果捧场。洪国藩的物理图谱一出来，科协、科学院的领导，上海市的领导都纷纷发贺信，这样以后出了问题，再要揭露、推翻就很难了，事关领导的面子。而且有的领导人心态很奇怪，你揭露了骗子，他不怪骗子，却要怪抓骗子的人惹是生非。
第二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普遍丧失了。现在在学术界掌权的、挑大梁的这批人，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不像老一辈的科学家有献身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了理想，一门心思想的只是怎么打着学术的幌子为自己谋私立，出名发财。再下一代的研究者也非常实际，讲功利，可能更糟糕。你跟他们讲什么道德、良心、理想，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们会觉得你这人特虚伪，有病。
第三点，缺乏舆论的监督。学术腐败的案例，即使有了定论，也很少被报道，更不要说那些还没有定论，有争议的。即使报道了，也往往替当事人隐姓埋名。我批评别人从来就是指名道姓的，只有那样才能起到舆论作用。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不指名道姓的批评不叫批评，那叫骂街。对着别人的窗口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邻居知道你在骂谁，远一点的人就不知道了。同样，不点名的批评，本单位的人知道是在批评谁，其他地方的人就不知道了。那还能起到什么舆论监督作用？造假者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四点，缺 Τ头５ 机制。现在有我们这个网站，总算起到了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很受关注。但是，我们揭发了这么多案例，除了研究生有受到处理的，教授这一级别以上的，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当教授的照样当教授，当博导的照样当博导，当院士的照样当院士。我为什么说“几乎没有”呢？我在科大演讲时，用的是“都没有”。合肥工业大学的四个老教授也去听我的演讲，听得很开心。他们早就怀疑杨敬安造假。在1988年， 罹窗采 请到Stanford读博士，伪造了合工大副校长的推荐信，Stanford来核实时，被发现了。这些老教授怀疑杨的论文有假，一直在向上级反映，合工大的领导将杨保下来，升了教授、博导、主任，又想升博士点首席博导，被我们揭发出来了。我在科大的演讲完了以后，合工大的老师递了张条子，说杨敬安最近受到处理，被开除党籍了。他当不成官了，也算好。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们的揭发而受到处理的唯一例子，所以说是“几乎没有”。
学术腐败当然不是中国特色。19世纪以前，科学家很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有献身精神，都有强烈的科学兴趣，对他们来说，科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所以很少出现弄虚作假的。但是到了20世纪，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职业，成了谋生手段，没有献身精神、没有兴趣的人也来混科学这碗饭，也就难免会出现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在世界各国都有，在美国也有，在美国叫scientific misconduct。有人指责我说：你为什么只揭露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揭露美国的学术腐败？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事都做。我更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腐败对中国科学的危害，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危害。而且，美国已有程序化的正规渠道来处理学术腐败问题。在PublicHealth Service（公共卫生服务部）下面有一个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科研诚实办公室），是一个专门处理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腐败问题的全国性机构，接受举报，进行调查，然后宣布结论和处理决定。今年已公布了8起，有名有姓地公布，加以处罚，一般是签一个Voluntary Exclusion Agreement（自愿排除协议），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在若干年内禁止申请国家科研基金。由于美国的生物医学的基础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国家资助的，这样实际上就让被处罚者在几年之内都没法做科研，名声也坏掉了，很难再在学术界立足。所以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手段将作假者清除出学术界。诚实是科学家的基本道德，不诚实的人没有资格再从事科研，他们可以去干别的职业，可以去做生意，搞政治，但是请别再搞科研。
中国当然也应该建立一条正规的渠道处理学术腐败问题，不能老依靠个人的力量。是不是建立一个像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这样的政府机构呢？我觉得在目前来说还是不要。中国官场已这么腐败，再建一个官僚机构，也难免不腐败，不仅起不到打击学术腐败的作用，说不定还被用来保护学术腐败。我觉得可以考虑建一个民间的机构，比如从各个大学、研究所抽一两名德高望重的教授、研究员组成一个科学道德全国委员会，接受举报，做出结论，向有关部门建议处罚方式。我在国内与几位院士商量了一下，都觉得难办。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允许有民间机构的，会被打成非法组织。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活动经费，不像在美国，可以有私人基金会的资助。有了政府的支持，又有了官场腐败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要判断抄袭比较容易，要判断造假，需要有专业知识，科学分工这么细，委员会的人不可能都懂行。我倒觉得这不是个问题。这就像是美国的陪审团，成员其实都不怎么懂法律，他们只是听控方怎么说，被告怎么说，专家证人怎么说，然后根据常识做出判断。在听了双方证词，以及专家的证词后，并不难判定作假。而且科学的问题不像法律问题，是非分明，不容易出冤假错案。
如果让国外的华人科学家来搞呢？陈晓宁事件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是否在88个签名人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内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腐败。后来想想不妥。在国外搞一个组 监督国内，容易让国内的人反感，还可能被打成反华组织。人多嘴杂，牵涉到各方利益，也不容易协调、做决定，打陈晓宁这种没有学术地位的容易有统一的意见，一牵涉到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有人就会有所顾忌。而且，彼此不熟悉，难免混进不良分子。事实上，后来证明，88人中是混进了投机分子的，即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边建超。
总之，现在看来，要在中国形成一个打击学术腐败的正规体制，还是比较遥远的事，在现在还是只能靠个人力量。所以都找我举报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举报，当然大部分都无法处理的。有人说我是学术界“王海”，对这个称呼我很反感。在国内说起王海谁都知道，在国外的就未必知道。国内假货盛行，有法律规定买到假货可以向商家索赔，买一赔二，买了十块钱的假货可以要回二十块钱。王海就专门到商店买假货索赔，以此为生，成了职业，出名了。我和王海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我的打假也不带任何赢利目的，没因此赚过一分钱，还倒贴调查经费。我也不以打假为目的。我的兴趣不在这，更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写书，写科普文章、文学作品。出来打假，纯粹是因为碰巧碰到了，忍无可忍。我打击学术腐败是去年才开始的。那时候国内的报纸纷纷上网，可以
及时了解国内的动态。我比较关注国内的科技进展，发现了里面太多虚假的东西，又留意到许多留学人员回国招摇撞骗，见不到有人出来揭发，只好自己站出来，就像皇帝穿着新衣招摇过市，谁都称赞新衣真漂亮或不敢吭声，总得有人当那个小孩出来说他什么都没穿。也有人说我是“学术警察”。这我也不同意。警察是代表官方，有处罚的权力。我不代表官方，也不受任何官方机构的支使，当然更没有处罚任何人的权力。我只是行使每个公民都具有的言论自由。也有人说我是“大侠”或者“少侠”。最近海南出版社把我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教授江晓原给写了序，里面就说我是少侠：
“现在，就象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
这段描写不错，有声有色，这个称呼也比较对我口味。正因为制度不健全，所以需要有人当侠客，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所以只有在古代，才有侠客，在现代社会，如果还有人想当侠客，就成了犯罪分子了。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体制不健全，像古代的江湖，所以还是需要有侠客的。等到体制健全了，侠客也就该退隐江湖了。
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现在倒是看到了一点希望。我举两个例子：
我在深圳的时候，一位科大老师老找我，说是向我请教打击学术腐败的问题，因为他要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是全国高校学术腐败问题的会议。这说明至少高校的学术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不再回避。有关注，就有解决的希望。
最近，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定了个“家规”，禁止会员再以学会的名义为厂家做广告。这是会长 蕹 鲁先生“退隐江湖”之前提出的，被一致通过。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核酸营养品骗局，当时有几个参与骗局的专家都打着中国生化学会的招牌，民愤太大，他们也不敢再反对，所以全票通过。厂家要收买他们，看重的是学会的招牌，如果他们不能再打学会的招牌，只有个名字，谁知道 他是谁？如果其他学会也像生化学会学习，定类似的家规，甚至各大学也定类似的家规，那么参与商业骗局的学术腐败就会减少不少。当然，下一步应该是跟商业骗局针锋相对地斗争，比如通过决议，反对核酸营养品。不过要做到那一步更难，目前能做到洁身自好就不错了。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将来要回国创业，也希望能洁身自好，不要学那些腐败分子招摇撞骗，也给我们减少一点工作量。当然，有可能的话，以各种方式支持打击学术腐败，更好。不管是公开的支持，还是背后的支持，都是欢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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